與聯邦德國相對應，在蘇聯的扶植下，親蘇的德國統一工人黨組織了新生的民主德國政府，並仿照蘇聯的經濟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製，雖然在這種體製下，民主德國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由於計劃體製的僵化與低效等問題，到20世紀80年代，民主德國逐漸進入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經濟困境，在已基本喪失民心的情況下，德國統一工人黨政權在東歐劇變的氛圍下迅速垮台，民主德國最終被聯邦德國以統一的形式吞並。一）6·17事件在德國統一工人黨領導下的新生的民主德國，雖然在政治上得到了蘇聯的支持，但在經濟上卻未能擺脫因戰爭破壞與蘇聯拆遷當地機器設備造成的危機。在二戰之前，德國東部地區就以農業為主，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在德國，東德出鐵量僅占1.3％，煤占2％，鋼占7％。經過二戰的破壞，東部經濟更加支離破碎，加上沉重的戰爭賠償，東德經濟十分困難。按規定，蘇聯從東德索取了100多億美元的賠款，大批工廠設備被拆除運往蘇聯。據估計，每一個東德人為賠款、設備的拆除等負債2500馬克，相比之下，西部地區由於“馬歇爾計劃”和其他投資，每一個西德人得到了140馬克的補助金。在蘇聯的安排下，民主德國不顧本國的經濟現狀，仿照蘇聯製訂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按照該計劃，到1955年工業生產總值應提高到1936年的一倍，農業的每公頃產量應比1950年提高15%，國民收入總值應比1950年提高16%以上。為實現這一民主德國國徽計劃，民主德國政府發動了“生產積極分子運動”拚命提高工業產量。但事與願違，由於違反經濟規律，不僅預期的生產目標無法實現，各種經濟與社會矛盾反而加劇了。工業生產不振，民眾的生活必需品沒有保障，生活水平不斷下降、農業歉收，專業人員不斷外流。這時民主德國的政治局勢更是令人堪憂，民主德國政府和統一社會黨的核心領導人是斯大林的追隨者與親信——黨的總書記烏布利希。他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為鞏固權力、排斥異己，不斷發起“清黨”對所有涉嫌“反蘇分子”都加以嚴厲的整肅，根據1951年統計，約有l5萬名黨員被除名，約3000名黨員自動退黨。這種黨內整肅，不僅大大加強了統一社會黨同蘇共的依存關係，也強化了統一社會黨黨內的個人擅權地位，進而直接影響國家政治的集權化。在矛盾叢生的時刻，烏布利希又做出了一項不得人心的決議：
在不增加工資的情況下，提高10%的勞動定額，想通過行政命令的辦法，達成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這樣齷齪的政策激起了工人的強烈反對，1953年6月，群眾開始反抗，柏林的建築工人首先罷工，全國不少城鎮和工業區跟進，參加罷工的人數達到30萬人。麵對工人的壓力，統一社會黨被迫宣布廢除提高勞動定額的決定，但罷工工人已經對統一社會黨失去了信任，宣布在6月17日舉行全國總罷工。隨著事態的發展，遊行民眾的要求漸漸不限於降低勞動定額上，反對蘇聯占領與控製，要求民族自決，要求德國統一的訴求很快浮現出來。6月17日東柏林的罷工演變成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西柏林的工人衝破警察防線，穿越東西柏林交界線(主要是勃蘭登堡門交界線)加入示威行列。已經無法控製局麵的民主德國政府，不得不求助於蘇聯，蘇聯駐軍當即出動一個裝甲師進行彈壓，手無寸鐵的群眾很快被蘇聯的坦克驅散，在這場衝突中數十名示威民眾喪生。隨後民主德國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與迫害，大批反蘇的黨內人士與民眾受到審判甚至處決。事後，統一社會黨總結經驗教訓，公開承認了錯誤，並采取了一係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此外，蘇聯也免除了民主德國尚未清償的賠款餘額25億美元，以緩和蘇德關係。二）無奈的柏林牆6·17事件事後的高壓與安撫措施，並沒有減輕民主德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大量民主德國民眾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政治權利，不斷通過西柏林逃往聯邦德國。但是，西柏林作為一塊名副其實的“飛地”與民主德國地區之間有長達165公裏的邊境線，它蜿蜒在街道、住宅區、樹林、花園和河道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