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實行對外開放，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積極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和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協作。我們摒棄了拉美國家曾經實行所謂的保證主權、舉債發展、國家投資辦企業的發展模式，形成了以獨資、合資、合作的方式引進外資，同時，引進技術和管理的發展模式；實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利用勞動力成本較低優勢，轉移和利用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加工出口的快速發展將勞動力剩餘劣勢轉化成了勞動力比較優勢；進行了彙率改革，逐步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彙率製度。人民幣彙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了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彙率機製；曆經13年的申請，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自此我們成為了多邊貿易體製的堅定支持者、自由貿易原則的重要維護者、及多哈回合談判的積極推動者。截至2010年，中國加入WTO所做出的在關稅、服務市場、知識產權、執法透明等方麵的承諾已全部履行完畢，建立起了符合規則要求的經濟貿易體製，成為全球最開放的市場之一。
第五，對計劃經濟和單一的國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進行改革，並對一些政府管理製度、法律法規等進行調整和新設，特別是加入WTO後，加大調整力度使其與國際通行的市場經濟規則相適應。
總之，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我們形成了和平發展、對外開放；淡化意識形態陣營、以國家利益為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通過引進外資和技術，縮小了與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方麵的差距，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並積累了經濟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實力，這與我們在國際戰略和國際關係方麵正確的選擇和決策是密不可分的。
（二）我們需要深入研究中國未來的國際戰略
1949年到1978年，中國在閉關鎖國的狀況下，經曆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30年，此後又邁過了對外開放的30年。60年一甲，30年一運，今天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的30年，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和新的曆史時期。
在2013到2040年的28年中，我們將進入一個這樣的發展階段：城市化速度加快，並在2040年時基本完成。城市化在2013到2020年間將快速推進，2021到2030年間將保持平穩速度，2031到2040年間放慢，2040年時，預計85%到90%的人口將生活在城鎮之中。
中國未來工業化總體上向後期階段推進，2030年時，工業化總體上完成，2031到2040年中國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從地區結構看：在未來10年中，東部工業化基本完成；2013到2020年間，中部工業化從中前期向中期推進，2021到2030年，進入工業化的後期階段，並最終完成工業化；2013到2020年是西部推進工業化的關鍵時期，之後西部地區將於2021到2030年間進入中期階段，2030年後的10年進入後期階段，最終到2040年時完成工業化。
從中國在世界上的競爭和發展角度看，需要形成“人口優劣勢—資源供需與外部平衡—形成的國際經濟（科技和產業等）競爭能力—與之相關的國際間的貿易和貨幣問題—國家的經濟安全—發展道路與民族複興”這樣的分析思路。這實際也是本書的一個分析結構，與“國家利益—行動—博弈的成本和收益—關係戰略選擇”的分析邏輯相關聯。
什麼是中國的國際戰略，換言之，什麼是中國對外的國家戰略？它至少包含這樣一些重要的內容：首先，它謀劃的是，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長遠的，事關中國國家和民族利益全局性的、方向性的問題。比如，未來30年，在科技進步方麵，對於科技發達國家及其未來科技的進展，我們是采取跟隨戰略，還是同步戰略，或是趕超戰略，這就是事關中國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方向性選擇。不同的戰略選擇，對國家和民族及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的影響是不同的。比如，一國人口規模、質量、年齡結構、性別比等等，與其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密切相關。因此，就人口政策這一國內政策來講，與全球資源的獲取，知識和技術進步等全球競爭能力的提升，國際分工、貿易的競爭成本和效率等這樣一些長期的戰略選擇和格局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