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國際關係與戰略的掃描與延伸
中國客觀存在於世界中，其發展和改革必然與全世界有著密切關係，必定要影響世界，同樣也會受製於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外交、軍事等格局變動的影響。因此，從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承擔的世界責任角度出發，就要謀定而後動，研究影響中國長期發展、改革和開放的一些長遠、重大和全局性的對外關係問題，並討論出應對的思路、戰略和策略方案，形成中國未來的國際戰略。
（一）建國後60年國際關係與國際戰略的掃描
18世紀以來，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體製僵化、科技進步遲緩和工業發展落後，經濟和軍事方麵逐步日落西山，淪為世界大家庭中的弱國，曾經希望用閉關鎖國來抵禦外侵，但是被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百多年來，屢屢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負和蹂躪。新中國建立後的近30年中，中國總體上采取了對外封閉的國際政治經濟外交方式，其國際戰略思想帶有很濃的冷戰和意識形態色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於1953年12月底在會見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時提出，並於1954年6月萬隆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重申、且與印度和緬甸政府共同倡導，在建立各國間正常關係及進行交流合作時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然而，自二戰後，世界上逐步形成了兩大國際意識形態陣營。抗美援朝戰爭、台海關係複雜敏感、帝國主義實行對中國經濟和政治封鎖、中蘇關係破裂、一些極左思潮泛濫等都對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和外交方麵形成了幹擾。在這樣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我們在國際關係和戰略上先是以意識形態畫線，與美歐等國交惡，與蘇聯結盟；後是與蘇聯關係破裂，與阿爾巴尼亞等一些社會主義小國建立密切聯係，援助一些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到了20世紀70年代，提出三個世界劃分，反對美蘇兩霸；同時也與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歐洲一些國家改善雙邊關係，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地位。
就國內社會經濟發展而言，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間，中國共產黨仍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念執政，工作重心沒有轉向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資源僅向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傾斜。另外，頻繁的革命運動、特別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在給人們心理造成極大傷害的同時，也極大的破壞了國民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末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排在世界各國的倒數第幾位，科學技術落後於發達國家50年，也落後於韓國和中國台灣30年左右。
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的特點為：意識形態上，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畫線；經濟關係上，自力更生，自我循環，不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和協作，經濟交往中政治掛帥，不講經濟成本和經濟利益；資本、科技、教育、文化往來上，將許多國外的成果看成是封資修，拒絕其進入；大國和國際分層中，想爭做第三世界國家領袖；國內形成了封閉的、以備戰為主的經濟結構，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的比例長期失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方麵，進行了重大的調整：
首先，對世界格局的判斷上，鄧小平同誌提出，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大，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世界的兩大主題。同時指出，貧窮和落後，就要挨打。基於這種認識，我國調整國內的經濟和產業結構，放棄先軍經濟和調整重工業過重的結構，發展輕工業，改變經濟地區布局，形成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經濟和產業結構。
其次，逐步改變以意識形態畫線的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轉向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理念。典型的例子是，越南是社會主義國家，但20世紀70年代起不斷對我國提出領土要求，並欲進行蠶蝕。我們並不因為其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放棄自身的民族和國家利益，在1979年進行了對越自衛反擊戰。另外，美國雖然奉行資本主義製度，但是，為了抗衡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在1979年1月中美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
再次，確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思想。蘇聯解體後，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些發展中國家希望中國能擔當領導者，帶頭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抗衡。鄧小平同誌根據我們的國情、國力，及總結過去國際關係中的經驗教訓，提出“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他還提出，“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麼，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