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員私吞救災款的醜行，也被西方媒體記錄在案。1892年9月4日，《紐約時報》以《中國狡猾的伎倆》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救災官員私吞外國人捐助的救災款和救災物資的惡行。文章寫道：
兩年前，海河泛濫，淹沒了周圍村莊……導致數千人死亡以及數百萬美元財產的損失。外國人捐助了大筆資金和必需品，並送到了中國，以減輕不幸的中國人的痛苦。這些大批捐助物資送達之後，很多熟悉腐敗的清廷官員的伎倆的外國居民抗議將這些慈善捐助交由官員們分發，他們的建議將這些物資交給一個由外國傳教士組成的委員會，再由他們分發給可憐的、不幸的災民。他們認為這是更合適、更安全的辦法。
在接受《每日紀事報》采訪時，孫中山曾從地理和階級屬性上分析革命的可能性。他說，在地理概念上，中國可分為南方和北方兩個部分，南方人更易於接受革命理念，“因此，南方將首先響應革命的號召”；在類似階級概念上，中國人可分為讚成革命的知識分子、可以調動的農民以及準備接受革命的手工業者和商人。
報紙是孫中山最為倚重的革命工具。1905年3月20日，澳大利亞《莫丘利報》刊登的一篇報道引述孫中山的話說：“目前，我們的首要武器是報紙。在世界各地，我們有大約20家報紙致力於宣傳我們的主張。其次是教育。僅日本就有3000名中國學生，幾乎每個人都讚成改變。再者，我們在全國各地有數千名代表（agents，亦有間諜的意思），他們致力於教育民眾，讓他們為大起義（The General Uprising）作好準備。當時機到來時，我們將有10萬可用之人，可能更多。”
正是通過報紙的宣傳，孫中山的革命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他不僅爭取到了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輿論支持，更爭取到海外華人資本家的資金支持，以及國內各省許多軍界人士的支持。
根據西方媒體的報道，孫中山主要通過兩種渠道募集革命資金，其一是直接向海外華人資本家募集資金，其二是以海外華人資本家的資產以及革命政府的信用作為抵押向西方銀行進行貸款。《紐約時報》刊登的一封孫中山於1911年武昌革命爆發前寫給某位紐約銀行家的書信提到：
至於海外華商擔保貸款事宜，曼穀的一家銀行和三家碾米廠、新加坡的一些商人、馬來西亞的三位礦主願意提供擔保。他們的資產總共約計2000萬美元，或400萬英鎊。為了確保我們的成功，我們需要50萬英鎊（約250萬美元）的貸款以完善我們的組織，使我們有能力在第一次起義即控製住至少兩個富裕的省份。在獲得此立足點之後，我們將建立一個臨時政府。然後，我們將有能力以國家信用作為擔保借貸更多資金，以進一步推動並完成我們的革命。
為了減輕這位銀行家的顧慮，孫中山在寫給他的另一封書信中，提到了清國新軍中革命隊伍的發展情況：
在長江以南，清國的新軍多數在革命者的指揮之下，士兵也多是革命者。在首義中，長江邊將有4個師會倒向我們這一邊。武昌和南京具有強烈的親革命（pro-revolution）的傾向。我們已經與他們達成諒解，隻要革命軍在華南得到一個立足之地，他們馬上就會加入進來。
北京周邊的7個師都是前直隸總督袁世凱所創。自從他被貶職之後，這些軍隊對北京政府的忠心已經大大減少。雖然我們與他們並未達成諒解，我們十分相信，他們不會為清政府而戰。時機成熟時，滿洲裏的一個由傾向革命的將軍指揮的師將與我們合作對抗清政府。
你知道，新軍共有12個師。現在已有5個師準備支持革命，隻要開局順利，其他7個師將在事實上保持中立。
至於海軍，盡管迄今為止並未作出任何安排，但是，如果革命資金充裕的話，諒解可以輕易達成。清國海軍隻有4艘在役巡洋艦，最大的一艘隻有4000噸，其餘的隻有2000噸和900噸，而且很多軍官和士兵都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