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離開倫敦之後，孫中山去了加拿大，而後去了日本，並在那裏停留了兩年。他在那裏結識了很多日本軍政界要人，並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人士有過接觸。1900年惠州起義之後，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對國民的教化之中。
澳大利亞《西部郵報》將孫中山稱做革命的“傳教士”。1904年9月24日，這家報紙引述了一段孫中山接受采訪時所說的話：
我走遍了世界，教化，再教化。我每年回中國一次。哪裏都有人在監視我，但我從不用同樣的方式來偽裝自己。我必須回去作報告，可能終有一天他們會抓到我。那又如何？我就一個人。我們的目標是共和，或至少是君主立憲。我們將絕不停止，直到我們實現目標。我們何時開始的？我們最早開始於中日戰爭時期。在義和團時期重新開始。我們是機會主義者，因為目標決定手段，我們會使用一切武器，論爭或者武力。
是的，中國正在覺醒，我們黨日益壯大。它絕不會死，它不能死，它隨時都可能強大到足以成功。誰能說得準呢？
我們害怕嗎？真正的中國人不知什麼是害怕。我們被誤傳了。我們的工作得到廣泛支持，但我們不求回報。我們是舊黨派，也是最新的黨派。我們現在正要改革我們最古老的社會。哈，我們熱愛我們的土地，並為之從容赴死。沒有自由的生命毫無意義！自由之路將如何實現？改革者的絞首架難道不是人類解放（Human Emancipation）的裏程碑？我們深信這一點。我們知道，中國正在覺醒。
西方人對孫中山的革命勇氣極為讚賞。正如《莫丘利報》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五萬塊大洋，死還是活？這是清朝政府願意為抓捕孫中山博士支付的價格。”
1904年9月，重回倫敦的孫中山在接受《每日紀事報》記者采訪時，講述了他的宣傳革命之路的危險和艱辛：
我一直在清朝政府的嚴密監視下工作。有一個故事可以說明開展工作有多麼艱難。當我經過美國華盛頓時，中國駐美公使梁誠通告在美所有華人，禁止他們與興中會發生任何關係。如果他們響應我，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和親屬都將被逮捕入獄，並被砍頭，他們的財產將被充公。
這個實例說明，一位受過教育的人（梁誠曾留學美國）原本不會做出這樣一種野蠻的行為，除非他想通過諂媚清朝政府以保住其大使職位。
孫中山在與《每日紀事報》記者進行對話時，向世界宣告反清革命成功的必然：
“我無需多談這些暴政。但認識到這點很重要，即滿族人目前隻有不到500萬人，而漢人則有不少於4億。”
“這麼說，革命將很容易了？”
孫中山笑了。“一旦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他說，“它將是物質力量的運動，將把這群腐朽的官員清掃出這個國家。即便是對亞洲事務的認識最為淺薄的人都知道，所有麻煩的根本，是滿洲政府的虛弱和腐敗。”
通過18世紀和19世紀西方媒體的報道，西方人早已對清政府的腐敗有著深刻的印象。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個印象因為英國海軍少將、議員查爾斯·貝裏斯福德勳爵的中國之行而進一步加深。1899年6月3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報道引述了這位勳爵對清廷腐敗程度的評論：
清朝政府官員幾乎普遍都很腐敗。各省的各級官員的俸祿很低。他們就任前經常不得不支出大筆賄賂。他們從銀行或親友處借入這筆錢。結果是，為了償還這筆債，他們在職期間盡一切可能去搜刮金錢。除此之外，他們還要為保留自己的職位而行賄，並且要為退休後的生活打算，因而需要搜刮更多的金錢。事實上，除非他們被降職，他們通常會成功地斂財。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其稅收程序上的漏洞。
至於軍隊，每個省份、每支軍隊在薪水、食物和服裝等方麵都有不同的體製。在有些軍隊，士兵要自己支付吃穿花費。也有些軍隊，士兵能領到軍餉和服裝。這件事完全取決於軍隊統帥。因為軍隊統帥們與各省官員一樣，俸祿很低，他們要在領兵期間榨取大筆金錢。可以舉一個例子。當我在北京的時候，我問了其中一位軍官他麾下有多少士兵。他告訴我有一萬人。而我能確定他麾下隻有八百人。他的做法在中國很普遍。他隻有八百人，卻以一萬人的數目去要軍餉。如果上麵要檢閱他的軍隊，他就以很低的價錢雇傭苦力臨時充數。檢閱官對此心知肚明，但他已經被打點好了，因而會向上彙報說“軍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