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後“預備立憲”懿旨的發布，主要是對兩個政治現實的反應。第一個政治現實是，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中央對地方的約束力日益削弱。這就是前文提到的薛斐爾所謂的“政治分裂”。故而懿旨有所謂“大權統於朝廷”之論。第二個政治現實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滿漢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反滿起義愈演愈烈。故而懿旨有所謂“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之語。
相對於北方省份，清朝中央政府對南方省份的統治效能更為萎縮。這是孫中山最先選擇在南方省份發起革命的根本原因。因此，1900年的中國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在山東、直隸等北部省份，爆發了以“扶清滅洋”為宗旨的義和拳運動，而在廣東、廣西和雲南等南方省份，則爆發了反清起義。
倫敦《中央新聞社》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廣東、雲南等地之所以頻發反清起義，與南方省份的秘密會社的盛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文章寫道：
廣東和雲南都是秘密會社的集聚之地。哥老會（Koloawhai）在這裏盛行。哥老會在中國各地都有分會，甚至在北京皇宮裏都有關係，但它的總部和靈魂人物都在南方。
無論是北方的義和團運動，還是南方的反清起義，西方媒體都特別關注，因為前者直接關係到西方人的身家性命，讓西方人憂心忡忡，而後者表現出來的對西方人的態度，則讓西方人看到一種希望。
我們可以看看西方媒體對惠州反清革命的報道。這場革命發生於1900年10月8日。根據國內史料，這場革命由孫中山策劃並組織，由興中會成員、三合會首腦之一鄭士良直接指揮。西方媒體的報道則記錄了另外一些細節。比如，10月17日，澳大利亞墨爾本的《阿爾戈斯報》刊登的一篇報道寫道：
來自香港的報道表明，反清起義正如火如荼地燃燒起來。
最近一直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國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已經回到中國，並且已經加入了起義軍。他和孫中山是起義軍的領袖。秘密會社三合會正與康有為和孫中山合作，以推翻清朝在中國南方的統治。
數千名起義軍正在圍攻惠州。迄今為止，他們沒有表現出對外國人的敵意。
10月18日，澳大利亞《莫丘利報》刊登的一篇題為《反滿運動》的報道說：“起義者在直指大清王朝的同時，避免了劫掠及所有排外行為。他們希望能調和村民們與外國人之間的關係。整個運動都組織有序。”
同日，《西澳大利亞人報》報道說，在廣州，暴力搶劫與海盜行為與日俱增，“根據代理總督的報告，與義和拳起義不同，九龍北部的起義軍與這些劫掠行為及排外暴行無關”。
根據澳大利亞《布裏斯班快報》的記錄，列強並未與反清革命軍為難，英屬香港當局作出的反應僅僅是“命令九龍東麵的大鵬灣（Mirs Bay）以及深水灣（Deep Bay）加強警戒”。
再看看西方媒體對廣西反清起義的報道。1900年10月13日，一條發自倫敦的電訊引述廣西提督蘇元春（General Su）的話說，反清起義在廣西西南部迅速蔓延，其威力比太平天國起義還要大。“在雲南和廣西交界處，所有不滿的漢人都支持起義軍。蘇將軍說，他指揮的那支3萬人的隊伍不足以鎮壓叛亂，他請求增兵7萬”。
兩天之後，另一條發自倫敦的電訊寫道，廣西反清起義軍攻陷了6座城池，但沒有發生劫掠事件，“因為他們聲稱，他們一心隻想推翻中國現在的滿洲政府（The Manchu Dynasty）”。
不難從這些報道中看到一些共性：其一，反清革命軍與一般農民起義軍不同，他們有著更強的組織性；其二，革命軍不願意與外國人為敵。
毫無疑問，1900年10月的反清起義，利用了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而利用了這個機會的不僅僅是孫中山領導下的革命軍，還有伺機“反清複明”的政治力量。
1909年7月12日，美國華盛頓州的《塔克馬時報》（The Tacoma Times），刊登了一則頗為有趣的消息：
因為道家祭司們（Taoists Priests）讓他相信，他年僅12歲的兒子將登上皇帝寶座，中國一位朱姓貴族率領著“未來的皇帝”以及他的大批追隨者走向了朝雲南首府昆明進發的不歸路。他們在昆明附近遭到了雲貴總督軍隊的襲擊。
這位朱姓貴族的2500名追隨者裝備了破舊的槍支。他的兒子走在隊列的前麵。他們的昆明之行是進行反清遠征。
因為實力懸殊，這些反清起義都以失敗告終。但對孫中山來說，這些反清革命都是十分有意義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