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保皇維新這一目標之外，海外中國維新會還致力於維護華人的移民權益，並為此還倡導過抵製美國貨的行動。
19世紀80年代之後，在美國的中國人的表現讓美國人日益不安。我們可以從1894年10月9日《夏威夷公報》刊登的一篇由美國駐華大使楊約翰撰寫的文章中感受到這種不安：
無論中國勞工在哪裏競爭，他們都會勝出。中國人征服了每個工業領域，隻要這個領域奉行公平競爭。他們從低級的洗衣業開始，然後往上走，進入到雪茄商店、葡萄園、漁場、花圃等行業，很快，他們就進入了會計業和銀行業。
中國人“節儉、安靜、有耐性”。他們不會在勞動時間問題上與人爭論。因為隻有把工作做完了，工作才是工作。他們習性簡樸，嚴控支出，舉止也不怪異。富人也不渴望奢侈或作秀。他們隻進不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將主導太平洋沿岸的商業，就像他在暹羅和東南亞做生意一樣。
因此，美國不得不立法限製中國人。美國被迫推翻蒲安臣的政策。美國要保護自己的勞工對抗中國勞工。
正是基於這樣的顧慮，1882年，美國通過了第一部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而後又在1888、1892、1893、1894、1898和1902年通過類似法案，限製中國勞工入境，限製中國人在美國從事商業活動。
1905年，在中美於1894年簽署的以限製勞工為內容的《格雷沙姆-楊條約》（Gresham-Yang Treaty）的10年有效期屆滿之後，兩國重新進行了談判。在談判期間，海外中國維新會呼籲全世界華人抵製美國貨。1905年6月22日，新西蘭《星報》（Star）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人抵製美國貨》的報道：
海外中國維新會悉尼分會已經收到發自美國的具體指示，這項指示導致了天津的抵製美國貨的行動。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談判還在進行，但後者提出要製定一項法律，禁止中國商人在美國做生意。因此，中方代表拒絕簽字。美方已向北京派出一個特別使團，以使條約得以簽署。其結果是，中國人采取了一致的行動，敦促其政府不要簽署條約。
根據蘇西·卡塞爾所著《在美國的中國人》一書的記錄，抵製美國貨的具體章程是梁啟超所寫。在1905年6月，康有為曾兩次拜會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就抵製美貨與排華政策進行討論。“羅斯福試圖緩和保皇會關於徹底廢除排華政策的要求，康有為則提醒羅斯福排華法案及該法案的執行有苛刻且不公平的”。
但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談判以失敗告終。1906年，在抵製美國貨的壓力以及商業機構、教會機構以及學術機構的遊說之下，羅斯福總統曾試圖說服國會廢除排華法案，但沒有成功。因此，羅斯福隻能通過行政手段安撫中國人，比如，用“庚子賠款”（Boxer Indemniety Funds）設立獎學金，資助中國人去美國、日本或歐洲留學。中國人抵製美國貨的行動從1905年6月一直持續到了1906年5月。至於美國的排華法案，則直到1943年中國成為美國盟友時，美國國會才予以廢除。
海外中國維新會或保皇會的命運，在1906年有一個意味深長的轉折。因為在這一年的9月1日（七月戊申），作為保皇會死敵的慈禧太後下發懿旨，預備立憲。懿旨原文如下：
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為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憂思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製，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簡派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采眾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
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
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製入手。亟應先將官製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厘定。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
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著各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為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群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
盡管這道懿旨的實質，在於通過對官製的改革使“大權統於朝廷”，呼籲士庶人等“各明忠君愛國之義”，旨在分化國內蠢蠢欲動的革命勢力，但對於海外中國維新會而言，慈禧太後此舉已經變被動為主動。因此，維新會再無存在必要。於是，1907年，康有為將海外中國維新會改為國民憲政會，以推動憲政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