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列強與清政府的聯合剿殺之下，義和團運動在1900年底以失敗告終。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1901年2月14日），已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後命光緒帝在一份下發給內閣的“自責之詔”上蓋下玉璽。詔書曰：
本年夏間，義和團構亂，開釁友邦。朕奉慈駕西巡。京師雲擾，疊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與各國使臣止兵議款。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和議十二條大綱，業已照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複。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有悔過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得不為爾天下臣民明諭之。
此次拳教之禍，不知者或疑國家縱庇匪徒，激成大變，殊不知五六月間，屢詔剿匪保教，而亂民悍族迫人於無可如何……至七月二十一日之變，朕與皇太後誓欲同殉社稷，上謝九廟之靈。乃當哀痛昏瞀之際，經王大臣等數人扶掖而出，於槍林彈雨中倉皇西狩……昌平宣化間，朕侍皇太後，素衣將敝，豆粥難求，困苦饑寒，不如甿庶。
這份“自責之詔”將義和團運動的根由歸結為地方官在處理“民教爭訟”時有所偏倚，“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傷教，官無持平辦法”；歸結為地方軍隊“漫無紀律，戕虐良民”；歸結為王公大臣迂謬無知，竟然聽信“該匪妖言邪說”，“平時嫉外洋之強，而不知自量”；歸結為各省督撫各自為政，“各省平時無不以自強以為詞，究之臨事張惶，一無可恃，又不悉朝廷事處萬難，但執一偏之詞，責難君父”。總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
詔書還特別交代全權大臣奕劻等在與列強“止兵議款”、“結與國之歡心”時應當注意的原則：
各國既定和局，自不至強人所難。著奕劻、李鴻章於細訂約章時，婉商力辯，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國信義為重，當視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議之必可行。此該全權大臣所當竭忠盡智者也。
奕劻、李鴻章等人與以“信義為重”的德國、奧地利、比利時、日本、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列強的代表們“婉商力辯”的結果是，在1901年9月7日簽署了《辛醜條約》。根據條約第六款的規定，清國向列強賠款4.5億兩白銀，按年息4厘，以1902年正月初一至1940年終止為賠款期限分期支付。此即所謂“庚子賠款”。為了支付這筆巨額賠款，清國以新關各進款、所有常關各進款、所有鹽政各進項為抵押——清國財政幾乎盡被列強掌握。
在西方媒體對海外中國維新會的報道中，最有趣的內容之一，是關於這個組織在美國訓練自己的軍隊的傳聞。
比如，新西蘭《納爾遜晚郵報》引述一名海外中國維新會成員的話說：“我們組織的數千名成員現正在全世界遊曆，我們將開放我們的國家——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我們將有一支由德國軍官訓練的陸軍和一支海軍。然後我們希望拿回日本從我們手中奪取的那部分國土。”
再比如，《洛杉磯先驅報》發表的一篇報道寫道：“報刊上刊載了不少關於中國人——他們有朝一日可能會參與到對年輕中國的管理——訓練軍隊的故事。其中一條報道是，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群山之中訓練了一支陸軍。對於所有這些傳言，康有為僅僅是一笑帶過：‘那將是相當笨拙的方式了，可能有更好的辦法’。”
1905年6月28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條報道康有為紐約之行的文章中也提到，在美國陸軍第69師團少校馬科維卡（Mc Vickar）的訓練下，海外維新會組織起了一支70人的隊伍。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南希·比迪在一本介紹美國1727年至1925年間獨立院校曆史的著作中也提到：
1900年，梁啟超抵達美國之後，就開始有建立軍校的想法。他想通過軍校教授中國人軍事技術與英文。梁啟超和康有為都一致勸說華人社團捐助這一事業。在保皇會之下，帝國改革軍（The Imperial Reform Army）建立了起來。為了培訓這支帝國改革軍，多所軍校也開設了起來。
根據這本書的記錄，海外中國維新會在美國設立的第一所軍校位於洛杉磯，學校名稱是“西方軍校”（Western Military Academy），時間是在1902年，但是，學校的執照直到1904年11月28日才得以注冊。這所軍校開設後不久，海外中國維新會就在美國各地的華人社區創辦了分校。僅加州就有在舊金山、弗雷斯諾等地開設的9所分校。但這些學校的規模都不大。“西方軍校”一開始也隻有60名學生，1904年發展到了120名學生。弗雷斯諾分校的學生們“每天晚上8點之後要軍訓數個小時”。
圍繞保皇維新這一目標，海外中國維新會開展了很多事業。比如，開設學校，教授成員們如何成為現代社會中的公民，教授成員們以謀生技能，使他們更加自信，更有民族尊嚴。這個組織還創辦了報刊、出版公司、翻譯公司，乃至逐漸在紐約、墨西哥、香港等地創建了地產公司和銀行，在巴西開設了礦廠，在巴拿馬和墨西哥開設了電車廠。至於餐館，更是比比皆是。成員們還資助國內學生去日本、美國、英國等國家留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