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西方媒體對維新派的命運一直十分關注。
1898年9月25日，“戊戌變法”失敗後的第四天，《泰晤士報》駐北京和上海的記者發布了一條消息：
張蔭桓——李鴻章的敵人——被指控窩藏了康有為，已經被捕，現正在刑部接受審問。他將被褫奪所有公職，他的下馬意味著李鴻章權力的增加。
官員們普遍歡迎慈禧太後重新掌權，老百姓則對此漠不關心。康有為被指控陰謀反對慈禧，已經被通緝。
康有為抵達上海吳淞口之後，很開就被安全地送上了“巴拉瑞特號”輪船（Ballarat），這艘船第二天就要駛往香港。在昨天（9月24日）的采訪中，他對我說，他周二（9月20日，變法失敗的前一天）離開的北京。他的離開是遵照皇帝給他的秘密旨意。皇帝警告他處於危險之中，敦促他去請求那些關心這個國家福祉的人的幫助。康有為還說，變法的失敗完全因為以慈禧太後和總督榮祿為首、包括所有高級滿族官員的滿洲黨（The Manchu Party）對皇帝傾向於維新派十分不滿，因而決定讓太後重新攝政。
康有為確信，如果沒有英國的幫助，維新派就不可能壓倒對手……英國現在有插手此事並重新讓皇帝親政的機會。
光緒帝幫助康有為逃生一事頗值回味。根據《清實錄·德宗實錄》的記載，9月17日，光緒帝在給內閣一道上諭：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念時艱，思得通遠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不難從這份上諭中得出兩個判斷：其一，康有為是奉旨前赴上海；其二，如果這道上諭意在幫助康有為逃生，那麼，最遲在9月17日，光緒帝已經知道維新改革的大勢已去。
1898年11月7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文章引述香港的《中國郵報》（The China Mail）的報道說，光緒帝給了康有為兩道密旨，其中一道說：“事態緊急，皇位恐難保。因此，你必須與你的朋友們仔細商議，想辦法救我們脫困。我們彼此心照。我會耐心等待你們的幫助。”其內容與《泰晤士報》的報道基本相同。如果康有為所言屬實，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皇帝是以“明詔”助其開道，以“密旨”命其逃生。但是，康有為將皇帝授予其“密旨”一事通過西方媒體公諸天下，顯然違背了皇帝的本意。不難想象，康有為此舉在自抬身份——無論是否有意——的同時，使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光緒帝陷於更加危險的境地。
如果光緒帝是在9月17日知道大勢已去，那麼，他有可能是在向慈禧太後問安的過程中得到這個判斷的。根據《清實錄·德宗實錄》的記載，9月16日，“上詣頤和園樂壽堂問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後安。至甲申（9月18日）皆如之”。
9月16日，在向慈禧太後問安之後，光緒帝立即提拔了袁世凱。他在給內閣的上諭中說：“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為第一要務。”眾所周知，袁世凱在關鍵的時候倒向了慈禧太後那一邊。
康有為抵達上海之時，處境已十分危險。9月21日，慈禧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將康有為“工部候補主事”一職革去，並命步軍統領衙門查拿康有為之弟康廣仁“交刑部按律治罪”。9月23日的《華盛頓晚報》（The Evening Times）援引一條發自上海的電訊說，上海道台已懸賞2000美元捉拿康有為。
康有為最終得以逃脫。他先是逃往日本，而後又去了歐美等國。他的得意弟子、維新派的另一位領袖人物梁啟超也逃往日本，流亡海外。譚嗣同、康廣仁、楊銳、劉光第等6名變法領袖則被斬首於菜市口，張蔭桓則被流放新疆。
譚嗣同等變法誌士的慘死引起日本人的極大關注。《紐約時報》刊登的一條報道寫道，日本抗議中國和朝鮮近期處斬政治改革家們的野蠻做法。日本眾多報刊都報道說，“僅僅因為那些傑出人物的政治觀點，中國和朝鮮就將他們野蠻地處死了。作為東方唯一文明的種族，日本人必須帶頭停止這些不人道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