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爭之前，正如前文提到的那位日本領事所言，整個中國一直“沉睡在孔子的臂彎裏”，但戰敗之痛喚醒了這個國家。從那以後，中國人開始在“改革”與“革命”這兩條路線中選擇救亡圖存之策。
至於“改革”，“戊戌變法”無疑是一個最重要的嚐試。變法始於1898年——戊戌年——6月10日，終於同年9月21日，曆時約百日，故又稱“百日維新”。
根據光緒帝下發給內閣的上諭，“戊戌變法”大體要遵循的原則是：“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與實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不難看出，基本上仍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未脫離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的框架。二者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洋務運動”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百日維新”是自上而下的變法，前者由地方大吏主持，後者則令出九五之尊。至於變法的具體內容，則除卻政治體製及禮教根本未敢有動之外，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麵幾乎無所不包。
西方媒體對此多有報道。比如，6月16日，變法開始之後的第6天，一條發自倫敦的報道將變法視為“中國正在覺醒”的信號，對清朝政府推動商業發展的措施極為讚賞。9月20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報道則將變法稱為“中國進步”的標誌，是“對現代文明的覺醒”。
對於這次變法，西方媒體早有預見。1898年3月27日，英國倫敦《每日電訊報》駐北京記者在一篇題為《中國：當下與未來》的文章中寫道：“中國能夠並且將要進行改革。”文章說：
這裏的大多數人確信，中國正在經曆她命運中的一場危機，在很大程度上，遠東的整個命運取決於她應對危機的結果……中國能夠並且將進行改革。這是對中國觀察最久、最深的那個人的觀點。羅伯特·赫德——他63歲的生命中有44年在中國度過——對這一點毫不懷疑。在清廷效力了30年、擔任同文館校長並且對中國文學及哲學研究極有造詣的馬汀博士也同樣有信心。外部壓力對中國有好處，但這個國家需要和平。中國人自己很清楚，他們正立於懸崖邊上。
但是，眾所周知，這次改革嚐試最終失敗了。至於失敗的原因，西方媒體傾向於認為是俄國與英、日二國競爭的結果。
9月21日，變法失敗當日，英國《每日郵報》駐北京記者發布一條消息說：“慈禧太後對俄國的被動、李鴻章的降級以及英國駐華大使克勞德·麥克唐納爵士在李鴻章降級之後的態度十分憤怒。她已經接見俄國駐華公使巴布羅福，並與之長談了幾次。”
9月23日，美國《鹽湖城先驅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寫道：“突然發生的政變據說是因為慈禧太後要阻止伊藤博文成功完成其使命。這位日本政治家最近來到了北京，其目的是使中國與日本結成攻守同盟。”
9月25日，《泰晤士報》刊登的一篇報道寫道，“後黨”（The Dowager Empress'Party）早已與俄國人達成了諒解。考慮到俄國的利益，俄國人支持滿族人繼續坐江山。“根據雙方的協議，從1897年開始，在慈禧太後的懿旨下，所有滿族高級官員及軍官被逐步更換，這是導致慈禧與光緒帝摩擦的根源”。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職務皆被解除。但是，因為對外交事務比較了解，1896年2月，他以文華殿大學士、頭等公使身份奉命出使俄國，參加28歲的俄國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將在當年5月舉行的加冕典禮。他還奉命順道出訪英、法、德、美四國，“以固邦交”。隨他出訪的有“熟於俄事”的副使邵友濂，以及“兵部主事於式枚等十員，副稅司柯樂德等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