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清實錄·德宗實錄》的記載，同年5月28日，皇帝采納了禦史張仲炘及總理衙門的建議，命李鴻章乘著出使俄國的機會，以同意俄國在東北鐵路一事上的要求為條件，與俄國協商“改定稅額”，以振商務。皇帝與諸大臣的考慮是，如果俄國能夠答應，則樹立了先例，“他國當無異議”，此事“裨益國計，良非淺鮮”。
6天之後，李鴻章與俄方簽訂所謂《中俄密約》，主要內容大體是中俄建立防禦同盟，合力對抗日本，中國同意俄國的跨西伯利亞鐵路通過中國境內，“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至於“改定稅額”之事，卻並未定在此《密約》之中。
自此之後，隨著局勢的進展，西方媒體基本認為中國朝廷分為兩派，以慈禧和李鴻章等人為首的親俄派，以光緒和張蔭桓、康有為等人為首的親英日派。
伊藤博文本人則認為中國保守勢力的強大是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根據前述《鹽湖城先驅報》發表的那篇文章的記錄，9月21日，在變法詔書頒布之前，伊藤博文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光緒帝在9月20日以一種最誠懇的態度接見了他。“中國的皇帝說，他希望從伊藤伯爵那裏得到有關改革的建議。但伊藤伯爵當時就擔心，清朝官員們的懈怠與保守主義將廢止改革，盡管他相信皇帝本人有改革的誠意”。
光緒帝確曾在9月20日接見伊藤博文。根據《清實錄·德宗實錄》的記載：“丙戌（9月20日），禦勤政殿。日本國前總理大臣侯爵伊藤博文，署使臣林權助暨翻譯隨員等覲見”。
根據在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期的中國生活了近半個世紀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撰寫的回憶錄，在威脅變法期間，康有為邀請了兩名外國人擔任皇帝的顧問，一名是李提摩太本人，另一名就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抵達北京的時候，朝中局勢已經非常危險，康有為正準備逃往上海。李提摩太寫道：
在聽到袁世凱投向了慈禧太後，太後掌握了軍隊的消息之後，伊藤博文說道：“太晚了。沒有軍隊，皇帝什麼也做不成。”他立即離開了北京。
伊藤博文的判斷是十分正確的。9月21日，在派遣禮部尚書熙敬祭拜先師孔子之後，光緒帝向內閣下發了一道懇請慈禧太後訓政的上諭。原文如下：
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穆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後，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弘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秋分，9月2 3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
10月23日，美國華盛頓州特區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對於王公貴族和朝廷官員們來說，這些改革措施“等同於革命”，因而無法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