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西方媒體對皇室的報道中發現，在西方記者的筆下，很少有羨慕中國皇帝生活的詞句，其文章的主色調，更多的是驚詫或者是同情。這主要是因為經過啟蒙運動及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民主、自由、平等成為西方人最看重的價值。他們無時無刻不以這些價值標準去判斷一切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方麵的事件。
透過皇帝充滿無奈的人生，他們看到了這個王朝的末日。
19世紀的西方記者已經注意到，中國的皇帝有著雙重身份，他不僅是世俗的君主，同時還是最高祭司。
到了中國，西方的格言“國王不會有錯”升華成為“無論皇帝做什麼，都被認為是神聖的、正義的、完美的”。於是，皇帝做的許多事情，歐洲人看見了會皺眉，而在中國，卻被當做宗教的神聖旨意而被接受。
在西方記者眼中，在世俗與宗教事務上兼具最高地位的中國皇帝，與曆史上的希伯來的國王們有些相像。正如倫敦《康希爾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所寫：“他將充分發揮自己的每一項能力，無論是作為坐在龍椅上的皇帝，還是作為站在祭壇前的祭司，或者是作為享受天倫之樂的家長”。
最能表現皇帝祭司身份的活動，主要集中在重要的節日上，尤其是新年。1887年1月3日，英國《伯明翰每日郵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身兼國家祭司身份的光緒皇帝如何過新年。他們發現，祭司身份在帶給皇帝權威的同時，也成為皇帝肩膀上的沉重負擔。文章開篇寫道：
在世界上所有的國王之中，恐怕沒有誰的日子過得比中國的皇帝更不自在。在最好的時光裏，他的時間表被掌管禮儀的官員仔細地製定，沒有留出一點空閑的時間。而在一年之中，又沒有哪段時間像新年那樣，讓那些低三下四的官員們感到如此興奮，讓皇帝肩上不得不擔負的職責顯得如此令人厭煩。
作者向西方讀者交代了中國的新年與西方的有什麼不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新的一年始於太陽進入寶瓶宮（Aquarius）之後的第一輪新月，因此，中國的新年可能在1月21日至2月19日之間的任意一天。在新年期間，北京的氣溫通常在零度以下，河流都被凍住了，地麵上會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積雪”。
在歐洲人——歐洲大部分地區冬天同樣寒冷——看來，既然北京的天氣如此惡劣，如果將皇帝辦公的時間定在中午前後，定在陽光最充足的那段時間，應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情正好相反。
這篇文章寫道，根據先帝們定下來的規矩，皇帝不得不在新年那一天的淩晨4點離開乾清宮，盡管此時距離太陽升起還有四個小時。在由親王、大臣、弓箭手、樂師等人組成的一大批人的護送之下，皇帝要在淩晨4點去往立有祖先牌位的奉先殿，他要在這裏上香、跪拜祖先牌位，祈禱祖先保佑江山社稷。
奉先殿位於紫禁城景運門東北。順治十三年（1657年），皇帝下詔興建此殿，並於一年後建成。奉先殿的祭司製度如下：
在元旦、冬至、歲除、萬壽、冊封、月朔望之日，“奉神位前殿，帝親行禮，供獻如太廟大饗儀”；在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陽、重陽等尋常節日，以及國忌、清明、霜降、十月朔等哀慕期，皇帝也要親祭，但是“不讚禮、作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