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最終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平壤失守、黃海海戰失敗之後，中國海陸軍兵敗如山倒。1894年10月下旬，戰火已經越過鴨綠江，燃燒到遼寧的丹東九連城。11月下旬，日軍攻陷旅順。1895年2月，日軍攻下北洋艦隊基地威海衛。兩個月後，清朝政府代表李鴻章與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下關簽署和約。
最遲在1894年11月，有識之士已預見到中國的失敗。1894年11月18日，《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題為《帝國的崩潰》的社論寫道：
戰爭的過程不僅讓所有外國觀察家感到驚訝，也出乎兩個參戰國本身的意料……任何一位日本有識之士都不可能相信，清廷將被如此輕易地打敗，4億人在麵對隻有其十分之一的人口時會如此的無助……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英國政府的審慎判斷是，是清國而非日本強大到足以被當做令人擔心的敵人，或被當做值得懷柔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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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戰爭經常被稱為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而它應該更準確地被稱為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衝突。盡管日本的文明源自中國，它在日本得到了發展……然而事情不進則退，哪裏沒有進步，我們就能確定，哪裏在退步。在中國的旅行者和外國居民一直在反複說——自外國人旅行和居住在中國得到允許以來——清政府是絕對的、無處不在的腐敗，其行政製度是說謊和偷竊的製度。甚至其競爭製度（指科舉製度）也是鬧劇（farce），無能而有錢行賄的候選人被錄用並晉升，排斥有能力的候選人。
清廷的整個公務員係統被紐約警察局剛剛暴露出來的那種製度滲透。這種製度由低薪者管理，因而會通過敲詐勒索彌補實際收入與合適收入之間的差別，彌補他們為得到其官位而支付的賄賂。紐約警察局的例子可以說明，沒有有效的反對製度，沒有忠實的改革嚐試，那種政治腐敗不會在整個國家盛行如此之久而不腐蝕所有的人。
這場戰爭已經“突顯”（writlarge）了這樣的事實，即清朝政府是一個謊言、偷竊和勒索的係統。本應為國而戰的軍隊並不存在，他們存在於紙麵上，而某些官員則能從中漁利。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期，腐敗都同樣存在。這場戰爭還向我們展示，人們已經變得如此腐敗，以至於愛國主義和榮譽在中國毫無意義；以至於將領們能在戰鬥前夕逃走，留下他們的軍隊讓敵人屠殺；以至於高官們對其人民的困難漠不關心，而他們又對無助的囚犯實施野蠻而恐怖的酷刑……基於人道和文明的理由，現在要對這個致命的、腐敗的社會國家做的事情是，把它打碎，讓這個國家的4億人沐浴文明之光。
從1894年11月開始，歐美外交圈已在討論中國求和的可能性。11月10日，一條發自華盛頓的電訊寫道，美國很快要應邀在讓中日兩國都滿意的基礎上調停中日關係，以期實現永久和平。“日本理所當然地堅持中國應該在尋求重啟和平的任何談判中采取主動，但是，它無疑將十分樂於接受任何合理的提議。在10月25日的九連城戰役中，中國軍隊大敗。此役之後，中國人徹底慌了，開始相信必須做些事情以結束戰爭”。但是，“他們無法低下其驕傲的頭，直接向日本訴求和平”，而是希望美國能基於1858年的《中美天津條約》予以斡旋。這個條約的第一款的大意是，萬一中國受到其他國家的壓迫或不公正對待，美國將動用其影響力去處理這個難題。
根據這條報道，清朝政府向美國駐華公使田貝（1885年至1898年在任）提出了這個請求，而後田貝將此事向華盛頓作了彙報，“總統考慮了一周或更長的時間”。這天的報道還提到美國國務院兩位官員的評論。一位被稱為“熟悉中國的態度”的官員說，中國不再隱藏它沒有能力再繼續打下去的事實。它承認自己被打得措手不及。在這樣一個糟糕的局麵下，用最小的代價獲得和平，對它而言是比較明智的。他說：
日本打這場仗的目的，如它自己所說，是為了朝鮮的完全獨立。中國對此會完全讓步。中國也可能會支付相當的賠償。但是，賠償將是以現金形式而非領土形式。我認為，如果日本非要中國賠上部分領土，那麼，任何和平協議都不能達成。
另一位熟悉日本的態度的美國官員則說，日本了解中國的詭計，它不可能被中國開出的任何支票所誤導，這種和平條款看上去似乎大有意味，實則空無一物。朝鮮主權就是空頭支票之一。中國已經被趕出朝鮮，在朝鮮沒什麼可以讓步的了。“日本不會要中國的任何領土。毫無疑問，日本希望的是足夠彌補其戰爭支出的現金賠償。這些賠償再加上日軍獲得的威望以及對中國的羞辱，就是日本的勝利果實”。
11月13日，發自華盛頓的一條電訊說，中國已經通知美國國務卿格雷薩姆，表示將會向日本承認朝鮮獨立，並將支付現金賠款。
這條電訊分析了美國與歐洲國家在亞洲事務上的利益分歧：“如果日本和中國接受美國作為調停者，並因此而結束自普法戰爭以來最大的戰爭，那麼，美國將第一次在決定亞洲的事務上發號施令。但是，歐洲列強完全不會同意美國所作的義務調停，不會同意在朝鮮獨立問題上獲利並實現他們所希望獲得的其他設計——比如，與朝鮮簽訂一些條約，獲得一些港口甚至是領土——之前讓戰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