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5日的《太陽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日本人的團結與愛國精神大加讚賞，稱其為“世界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精神”。文章如此寫道：
華盛頓一位軍事官員在談到中日戰爭時說，這場戰爭中最驚人的事情是日本的精神。他不記得現代的任何衝突中有過任何類似的事情。所有人都意見一致地團結了起來，所有人都渴望這場戰爭，準備為勝利奉獻出他們的生命、財產和所有其他能量。在任何國家的曆史上，這種事幾乎都不會有先例。
在我們自己的戰爭中，總會有強大的反對力量。在為統一而戰時，在整個戰爭期間，在北方都有一個強大的“和平黨”（peace party），幾乎每個州都有很多“銅斑蛇”（copperheads，指南北戰爭時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北方的很多政治領袖合起來給政府添亂；在美墨戰爭期間，很多美國人反對政府；在1812年的美英戰爭期間，政府經常遭到反對者的嚴重阻礙；即便是在獨立戰爭期間，也有很多美國“特洛伊”（Tories），他們為反獨立而戰。在所有這四場戰爭中，有如此多的公開發對者，美國的成功一定被認為是令人驚訝的。
而當日本處於戰爭狀態時，4000萬日本人就像是一個人。
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在與別國交戰時，幾乎總有一個敵人在國內搗亂。英國進行的幾乎每場戰爭，從克裏米亞戰爭到對中國的戰爭，到在印度的鎮壓印度兵（Sepoy）的戰爭，在國內都有強烈的反對者。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似乎都是如此。
並非是說日本絕無“銅斑蛇”與“和平黨”。必須補充的是，在過去一年中，數以百萬計的日本人對愛國主義事業、對天皇——其帝國的代表——的忠心似乎有些過度。每一個強健的人都渴望加入陸軍行列；每個士兵最自豪的希望是他會被置於戰鬥的最前線；父親願意失去他的兒子，妻子願意失去她的丈夫。
在帝國議會中，有保守的、激進的以及其他派別，但是，所有人都站在一起，一致投票支持戰爭，足額劃撥所有戰爭款項，支持每一項必要措施，沒有論戰。日本各宗教的信徒都為國出力，僧侶也跟他們一起。社會各階級，從世襲貴胄、好戰的武士（Samurai）到商人、農民、勞工以及人力車夫，都因戰爭而團結在一起。本國媒體——包括很多有影響力的報紙——隻有一個聲音，沒有出現一篇破壞這個“日出之地”（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的“好戰和聲”的文章。整件事是顯著而沒有先例的。
還必須被記住的是，日本人沒有奴性，同時也不是猥瑣的人種。他們與那些最強的種族有相同的個人素質。他們是文明的，機智的，擁有良好的藝術感覺。他們十分勤勉，比東方世界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有事業心。他們有一部憲法，有一個比較獨裁但並不暴虐的政府。即便是在舊秩序之下，他們也遵循著很多基本的天賦人權。
日本最為傑出的政治家，像伊藤博文（CountIto）和陸奧宗光（Viscount Mutsu），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他們以高妙的能力進行談判。內閣部長會議或樞密院從沒有傳出過不和諧的聲音。自戰爭開始以來，掌權的這些人一直處於和諧之中。
可能最明顯的事情——迄今為止所了解到的——陸軍或海軍的指揮官之間從未有過任何嫉妒或陰謀。帶著國旗從朝鮮打向北京的最傑出的陸軍將軍們，以及摧毀中國最強大的海軍的日本海軍上將們，似乎完全脫離那些“低級性狀”（basertraits），這些性狀在其他國家的軍事領袖之間經常出現，經常給他們自己的政府以及他們從事的事業帶來壞處。
如果還有什麼事情比日本指揮官之間在戰時的和諧更加引人注目，那就是在購買武器或軍需品時沒有欺詐的行為，而這樣的事情經常使其他處在戰爭狀態的國家丟臉。各種軍事物資的裝備業務似乎都在帶著必須贏得世界尊重的榮譽感來進行，他們為所有歐洲和亞洲國家，為整個基督教世界裝備出一個榜樣。
這篇文章的作者感歎道，日軍的紀律很難被超越！“不久以前曾在橫濱停留的一位美國人說，如果說日軍中有逃亡者，那他隻聽說過有一個，那人當時處於戀愛之中。日軍隊列中還沒有發現一個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