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2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之前，美國《奧馬哈星期日蜜蜂報》刊登了一篇介紹日本改革建議的文章。文章寫道：
針對朝鮮同意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的聲明，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的官員表示，希望這件事可以結束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他們說，這取決於中國是否讚同並允許被提議的改革方案付諸實施。
日本公使官員說，在製定朝鮮渴望的改革政策方麵，中國已經三次拒絕與日本合作。現在，朝鮮已經同意改革，這意味著在朝鮮的協助下，日本可以采取措施糾正現在的局麵。
日本駐華盛頓使館還沒有收到改革聲明的細節，但是，其要旨已經知悉，包括改變稅製，去除現有的對貿易的限製性規定。使館官員說，現在，朝鮮的農業和工業利益要絕對服從當地官員的需要，這些官員有權任意製定規章，而這些規章導致麻煩，導致民眾頻繁起義。朝鮮的財政製度需要根本改革。日本掌控著朝鮮的銀行業務。朝鮮政府欠了日本的錢，因而經常逼迫朝鮮人交稅。而日本人則稱，朝鮮政府應該能輕輕鬆鬆地收稅。
日本還希望改革朝鮮的司法製度，因為朝鮮嚴苛的司法製度，損害了日本商人的利益，這種利益既包括物質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悅性。日本人希望在朝鮮境內享受更多的自由，得到能夠安全旅行等方麵的保證。
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論壇周刊》於同年8月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寫道：
日本要求中國跟它一起迫使朝鮮進行財政改革，以糾正政治權力的濫用，肅清讓朝鮮舉國不安並威脅在朝外國人利益的叛亂。這似乎是一個進步的、值得讚美的想法。但是，保守且疑慮重重的中國拒絕了日本的提議。中國的回答是，不對其附庸國的內政加強幹涉是其傳統政策。於是，日本回答說，如果中國不幫助它改革朝鮮，它將獨自承擔這項任務。朝鮮事務的這個新階段可能導致了複雜的局麵，使東亞在近期成為所有國家關注的目標。
《舊金山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寫道，日本戰前在朝鮮推動的改革“符合朝鮮本身以及所有與朝鮮有貿易往來的文明國家的利益”。
日本向李朝高宗提出改革建議的時間，是1894年6月26日，但遭到了後者拒絕。7月23日，日軍攻入漢城，俘虜了高宗，並建立了親日政府。兩天後，日軍統帥大鳥圭介與朝鮮外交大臣金允植（Kin inshoku）簽署了兩國結盟的和約。1894年9月26日出版的《舊金山早報》刊登了這份盟約的英文版。譯文大意如下：
鑒於朝鮮政府在1894年7月25日委托日本駐朝鮮漢城大使承擔驅逐中國人的任務，日本和朝鮮政府的軍隊已經處於為了共同對付中國而互相援助、共同進退的狀態。為了更清楚地確定這一事實，完成這一目的，兩國應該協同行動。授命全權處理此事的署名部長已經達成了下列共識：
條款一，此次結盟的目的是將中國軍隊逐出朝鮮邊境，加強朝鮮的獨立和自治，促進日本和朝鮮的利益。
條款二，當日本與中國交戰，在進攻和防守時，朝鮮將為日軍的行動提供一切便利，並為日軍準備補給。
條款三，一旦與中國實現和平，此條約立即無效。
同日的《舊金山早報》還報道說，盟約簽訂之後，朝鮮皇後接待了訪問朝鮮的日本天皇的私人信使、未來的日本首相西園寺公望。“在此之前，皇後從未會見過任何外國人。在日本大使為西園寺公望舉辦的舞會上，朝鮮中央朝廷官員全部到場。除英格蘭駐朝大使外，其他外國駐朝大使也全部出席。”
與日本達成盟約之後，朝鮮政府對日本之前提出的改革建議持支持態度。朝鮮政府對中國態度的轉變，進一步讓中國陷入了被動局麵。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中日兩國尚未正式宣戰，中國在戰略上已經輸了。
朝鮮於中國的戰略意義，用李鴻章的話來說，“實為東三省屏蔽，與琉球孤懸海外者形勢迥殊……我藩屬之最親切者，莫如朝鮮……東方安危，大局所係”。用1894年7月15日下發給軍機大臣等的上諭中的話說，朝鮮之事關乎“保護利權”以及“上國體製”。
然而，因為清朝政府實力有限，根本無法憑一己之力維護此“利權”及“上國體製”，同時又因本國體製之保守而無法促進朝鮮的改革，以滿足與英美等國結盟對抗俄日的需要，故而主動權最終由日本掌握。
根據《清史稿》的記載，光緒十二年（1886年），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劉瑞芬曾致書李鴻章：
朝鮮毗連東三省，關係甚重。其國奸黨（指親日的“維新黨”）久懷二心，飲鴆自甘，已成難治之症。中國能收其全土改行省，此上策也。其次則約同英、美、俄諸國共相保護，不準他人侵占寸土，朝鮮亦可幸存。
對於劉瑞芬提出的兩個策略，即完全占領朝鮮，使之變成中國的行省的上策，以及聯同英、美、俄諸國瓜分朝鮮以對抗日本的下策，李鴻章本人頗為認可，“上之總署（即總理衙門），不可，議遂寢”。顯然，探討劉瑞芬的策略具體被何人否決毫無意義（當時主管總理衙門的是慶郡王奕劻），因為以當時的國情而言，它們基本沒有實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