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的八萬平方英裏的土地滋養著大約八百萬人口，他們與中國在血統、語言、法律和宗教方麵緊密相連……朝鮮人——統治階級除外——十分貧窮。整個國家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了一塊天然的富庶之地能被邪惡且腐敗的政府糟踐成淒涼的荒野。人民苟活在重壓之下，承擔苛捐雜稅以奉養墮落的官僚階級。
在理論上，官職授予那些在科舉考試中勝出的精英。而實際上，考試隻是一個空樣子，官職賣給出價最高的人。朝鮮有官僚無數，從國王的近臣到各省總督，還有各村莊的要人。他們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向普通百姓征收名目繁多的稅。這些錢的大部分都流入他們自己的腰包，作為他們購買官職的回報。盡管對百姓征收重稅，政府國庫卻仍然虛空。
盡管在征稅方麵統治階級的意見一致，但是，他們在其他問題上的看法卻不同。朝鮮統治階級派係紛雜，上流社會的人數比官職要多。在當下，正努力爭奪官職的最大派別是國王父親（指興宣大院君李罡應）領導下的那一派。他是一位不友好的老紳士，在他兒子年幼的時候，他曾攝政，以鐵腕統治這個國家。他對基督徒和所有外國人的迫害，最終使西方戰艦突入朝鮮港口，迫使其簽訂通商條約。
他們憎恨所有的外國人，尤其是占據優勢的日本人。兩個月前，秘密特務（The Secret Agents）打出了兩個口號：“打倒壓迫人民的稅務官”，“趕走外國人，他們掙走所有的錢，而我們仍然受窮。”朝鮮農民是急性子，他們傾向於使用暴力，一點也沒有注意到狡猾的政客正要刺激他們的情緒，利用他們的錯誤行為。這樣的事情在過去十五年中已經發生三次。這一次，起義發生在首都周圍地區，當然，外國人、隨和的政府以及總體上善意的國王的大部分利益都直接受到威脅。於是，國王向中國提出出兵請求。
任何讀了這篇文章的西方人都會得出一個結論：若清朝繼續控製並影響朝鮮，朝鮮毫無前途，對西方國家毫無好處。
文章中提到的“這一次起義”，指的是全奉準領導下的“甲午農民起義”，又稱“東學黨起義”。起義爆發的時間是1894年2月。他們提出了“誅滅倭夷，澄清世道”、“驅兵入京，滅盡權貴”等口號。因不敵起義軍，朝鮮政府請求清朝政府出兵相助。
6月6日，清朝政府將出兵朝鮮一事通知日本政府，直隸提督葉誌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隨後率軍約兩千四百名進入朝鮮。兩天之後，日本以保護僑民利益為借口，派出陸軍約四千、水軍約五百從仁川登陸朝鮮。6月11日，朝鮮政府與起義軍達成停戰協議。13日，朝鮮請求清軍撤兵。清軍同意退兵，同時要求日軍撤兵。同日，日本政府電告駐朝日軍司令官大鳥圭介（Otori Keisuke）繼續留在朝鮮。日本還向清朝提出共同改革朝鮮的建議。最終，因清朝政府不願妥協，日本訴諸武力，挑起了戰爭。
1894年11月21日出版的美國肯塔基州《梅斯維爾晚報》，刊登了一組中日政府在6月7日至7月14日之間發生的9次公文往來。
第一份公文是中國駐日大使汪鳳藻將中國應邀出兵朝鮮的事情知會日本。汪鳳藻在公文中將朝鮮稱為“我們的屬國”（our tributary state）。第二份公文是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給汪鳳藻的回信。陸奧在書信中寫道：“我謹此聲明，雖然‘屬國’之詞出現在你的信中，但日本政府從未承認朝鮮是中國的屬國。”
第三份公文是日本政府將出兵朝鮮之事通知中國。第四份公文是總理衙門寫給日本駐北京大使的，大意如下：
貴國派兵的唯一目的顯然是為了保護在朝鮮的公使館、領事館和商人，因此，貴國方麵派大量的兵力可能沒有必要。根據條約，朝鮮沒有作出請求，就不能派兵去朝鮮，因為這可能讓朝鮮人民驚慌。而且中國方麵擔心，兩國士兵如果在路上相遇，因為語言和軍事禮節不同，很可能會引起意外事件。中方希望大使將中國的意思通知日本政府。
第五份公文是日本政府對總理衙門的回複，大意如下：
關於派多少兵力去朝鮮，日本政府有自己的判斷……日本不會派兵去他們沒有必要去的地方。日軍處於嚴明的紀律之下。日本政府相信，他們不會貿然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希望中國采取同樣的防範措施。
第六份公文是日本政府提議與中國一起對朝鮮進行現代化改革。第七份公文是中國對日本提議的拒絕：“主意可能非常好，但是，改革措施必須由朝鮮自己確定。”
第八份公文是日本表示不再忽視“自我保護法則”（The law of self-preservation），並以這個法則作為改革朝鮮的理由。第九份公文仍是日本所寫，大意是，中國拒絕參與對朝鮮的改革將使局勢變得更加複雜。
在講述戰爭本身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日本對朝鮮的改革建議。正是因為這些建議，日本得到了西方國家的普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