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副島種臣與總理衙門之間的談話，即是基於這樣一個背景。他希望清朝能說服屬國朝鮮開港通商，其立場不僅代表日本，也代表著剛結盟不久的美國。而清朝方麵則以“內政外交聽其（朝鮮）自主”為由，表示管不了。
總理衙門官員之所以持回避態度，除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道哲學之外，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們低估了西方國家打開朝鮮大門的決心和實力。南洋通商大臣曾國藩在1871年8月10日呈送總理衙門的一份文件或許可以說明這一點：
聞西人談及美國兵船退出高句麗後回國諸事。現已接得美國回信。原信未見，大意則雲，前往高麗，原為立約起見，並無必戰之心，彼既開炮，兵船亦即回炮，業將炮台打毀，事已算了，或能就此止戈，亦屬妙事。又聞西人私論雲，美國王業係四年一更，鮮有恒心，如果勞師遠出，設或不能用命，轉為失計等語。
1873年，已年滿21周歲的李朝高宗開始親政，李罡應停止攝政，但是，大權旁落於閔妃——大名鼎鼎的明成皇後——外戚集團。
閔妃集團不如李罡應集團那般保守。1876年，在日本的軍事施壓下，朝鮮與日本簽訂了《日鮮修好條規》，也就是《江華島條約》。條約中規定了兩國互派大使、朝鮮開放兩個港口、日本在通商港口享有類似“領事裁判權”的特權等諸項內容。這是朝鮮對外開港的第一份條約。此後，朝鮮國內親日勢力逐漸發展。
在朝鮮對外開放之初，李朝政權對歐美國家仍持排斥態度，但它畢竟顯現了開明的跡象。1880年，前文提到過的美國海軍將軍薛斐爾率艦隊經大西洋、印度洋抵達香港，再由香港出發抵達日本長崎。因為與李朝的直接接觸並不順利，他想到借助日本及中國的幫助與朝鮮建立外交關係。這年的7月，他與李鴻章建立起了聯係。
薛斐爾與李鴻章是在天津會麵的。自1870年之後，直隸總督多駐天津。二人的初次會麵頗為愉快。李鴻章想借美國之力牽製日俄，因而答應盡力為其周旋。正如他在這年10月7日呈上的一份奏折中所言：“美國尚無用兵逼勒之意，但俄人已費巨餉遣將調兵，勢必不肯中止，若不圖中華，恐遂吞並朝鮮。”作為感謝，薛斐爾留下一名海軍中尉軍官在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水師學堂任教官。8月，薛斐爾回國述職。
次年7月，薛斐爾再次來到天津與李鴻章見麵。李鴻章對他說，朝鮮國內新舊兩派分歧嚴重，一時難有結果，需要耐心等待。但是，薛斐爾認為李鴻章並未盡力，因為他並不相信朝鮮“內政外交皆自主”的事實，也不了解朝鮮國內新舊兩派間的鬥爭有多麼嚴重，他以為清廷可以命令朝鮮對外開放。
在李鴻章、駐日公使何如璋、駐日外交官黃遵憲等人的周旋之下，1882年，朝鮮終於與美國簽訂了通商條約。
據日本曆史學家伊原澤周的分析，在這幾個人中間，黃遵憲起的作用可能最大。1880年10月，黃遵憲撰寫的《朝鮮策略》一文經朝鮮特使金宏集呈給朝鮮高宗，在朝鮮朝野引起轟動。在此文中，黃遵憲將俄國列為朝鮮最危險的敵人，並以此為基點，提議朝鮮采取“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的策略。
在朝美簽訂條約的過程中，李鴻章堅持要加入一條寫明朝鮮是清朝“屬邦”的條款，以“取悅於慈禧太後，而且也可借朝美條約，為其他列強繼續與朝鮮立約的藍本”。但是，李鴻章的這個要求被薛斐爾拒絕，因為後者認為簽訂條約的雙方應該都具有平等地位。雙方達成的妥協是，這一事實確定在此條約的附屬條款之中。伊原澤周評論說：“李鴻章一心一意所堅持的屬邦問題，除維持了封建的大清王朝的‘麵子’之外，確無任何的實際意義可言。”沒過多久，這一條款就因朝鮮爆發“壬午兵變”而被推翻。
1882年7月，“大院君李昰應煽亂兵殺執政數人”，發動兵變，且兵分兩路，一路攻入皇宮，另一路攻打日本使館，結果閔妃逃往忠州，日本公使花房義質逃回日本。在閔妃的請求之下，中國出兵朝鮮；日本也在花房義質的請求下出兵。最終的結果是，叛亂被鎮壓，李罡應投降並被押往天津，後來被軟禁於保定舊清河道署，閔妃則重掌政權。
8月30日，日朝兩國簽署了《濟物浦條約》。這項條約除規定賠款、開港等條件之外，尚規定有“日本公使署兵員若幹備警事”，也就是說，日本獲得了在朝鮮的駐兵權。此後，中日在朝鮮皆有駐兵。同年，中國亦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
1884年，經日本策劃，朝鮮又爆發“甲申政變”。12月4日，以金玉均、洪英植等人為首的親日的“開化派”（《清史稿》稱之為“維新黨”）推翻閔妃一派支持的輔國閔台鎬、趙寧夏政府，控製高宗，組建了新政府。三天之後，年僅25歲的“朝鮮總督”袁世凱率駐朝清軍幫助閔妃奪回了政權。洪英植被處斬，金玉均逃往日本。此後十年，朝鮮政局雖然變亂頻頻，政局卻無根本動搖，直至18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