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軍的情況甚至更糟。薛斐爾在書信中提到，中國有4支不同的海軍艦隊，它們“彼此獨立，沒有聯合或者統一”。
他具體提到了福建水師及北洋艦隊。
福建水師成立於1866年，創立者是閩浙總督左宗棠及福州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在1867年至1874年之間，法國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被聘為福建船政總監督。薛斐爾說，在日意格的管理下，福建水師“原本有望形成中華帝國海軍的一支核心力量”，但是，日意格離開之後，“無論兵工廠還是艦隊都正在衰變”。而三年之後的中法“馬江海戰”，是這句話的最好注解，因為福建水師幾乎在此戰中全軍覆沒。
北洋艦隊創建於1875年，創建者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而中國之所以創建這支海軍，主要不是為了應對日本挑起的台灣問題，而是基於“與俄國交戰的迫在眉睫的壓力”，目的在於保護北京。薛斐爾對李鴻章的辦事效率頗為讚賞，因為他“在一兩年時間內就已經集合了一支大約擁有12艘戰艦的海軍”。
但薛斐爾卻並不認為李鴻章懂得海軍建設。他提到的例證之一是，在北洋水師，排水量最小的炮艦裝配了最重的火炮（35噸）。“顯而易見的是，為了使這支艦隊真正有效，它需要一批聰明的人才，以及一個良好的組織。確實，這支艦隊消耗了大量的資金，它讓清朝政府——在某種程度上讓整個世界——產生錯覺，使他們以為清國真正擁有了海軍。但是，清國行政體係的惡習和弱點滲透到了軍隊之中”。薛斐爾在書信中寫道，清國的海軍軍官們沒有軍銜，缺乏團隊精神，缺乏海上經驗，缺乏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缺乏勇氣和銳氣，而且，來自不同省份的船員之間不和，在這種情況之下建立的海軍隻能讓人看到“深層的根深蒂固的行政腐敗。所有這些結合起來抵消了船隻的質量，使它們作為一支戰鬥力量毫無價值”。
在他的書信中，這位美國將軍毫不隱晦地提到“外國海軍軍官的陰謀和嫉妒”，他認為他們“增加了這個組織的固有缺陷”。薛斐爾寫道：
總稅務司——一位英國人——除了在海關事務方麵有很大的權力，還要管理海軍。在他的影響之下，購買的是英國建造的船隻。而當這些船隻抵達中國時，天津海關專員——一位德國人——設法獲得了對它們的控製權。海關總稅務司的三名屬下，他們是前英國皇家海軍的“準軍官”，已經當上了中國海軍提督的顧問。兩名前法國海軍軍官被高薪聘請，可是，他們的具體任務卻並未說明。來自三個國家的外國人彼此嫉妒。他們全都蔑視中國人，卻渴望控製中國的海軍……李鴻章在所有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外交事務除外。他或多或少是這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諂媚或詭計的犧牲品。他們使他相信自己有了一支海軍。
在薛斐爾看來，清國將希望寄托在外國人身上不會有積極的收獲。“西方列強的大使們在注視著清國發展軍事或海軍實力的每一個行動。他們決定不讓清國繼續往前發展。他們讓自己的選民得到高額的利潤，讓自己的同胞當上軍官。在和平時期，這支艦隊是取悅這位總督的玩具，在戰時，它將是敵人的戰利品”。
薛斐爾的評論很快就將再次得到證明。
清國的政治體製，決定其朝鮮戰略必然是失敗的；清國對“海權”的無知，又決定了其日本戰略是失敗的。正是這些戰略上的失敗，幫助日本人創造了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