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政府從各方麵貫徹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實行積極的抗日政策，在根據地建立了“三三製”抗日民主政權，使邊區政府成為民主的模範、抗日的堡壘、自由的象征。
抗日戰爭進人相持階段後，國民黨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接二連三向邊區發動軍事進攻。從1939年到1940年，邊區先後平定了國民黨頑固派在邊區周圍製造的124起反共摩擦事件，包括63次武裝進攻。
1941年初，在邊區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實行進一步的禁運、封鎖，包圍邊區的軍力達40萬之多，並做好了進攻邊區的軍事準備，企圖困死、餓死邊區軍民。為了粉碎敵人試圖消滅陝甘寧邊區的陰謀，黨中央發出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的號召，發展生產自救運動。在開展大生產運動，解決經濟困難的同時，黨中央開展了整風運動，清除長期以來“左”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在黨內的影響，實現了全黨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和統一，提高了全黨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黨中央領導下，陝甘寧邊區不但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圍攻，而且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都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麵，為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
陝甘寧邊區積極發展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事業。在邊區成立了中央醫院、白求恩和平醫院、邊區醫院、八路軍門診部、中央醫務所等醫療機構，毛澤東、王稼祥等中央領導經常到醫院檢査工作，廣大醫務工作者也常常下鄉為群眾送醫送藥，使邊區的衛生事業和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
延安的文藝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一大批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創編上演了歌劇《白毛女》、新編曆史劇《逼上梁山》、秦腔劇《血淚仇》。群眾性文藝活動如火如荼，秧歌隊遍及城鄉，秧歌劇《兄妹開荒》開辟了秧歌劇發展的裏程碑。
邊區的教育事業蓬勃發展。黨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共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澤東青年幹校、魯迅藝術學校等30多所幹部學校。當時幹部學校教員缺乏，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和各部門的負責人都是學校兼職教員。學員們發揚艱苦創業的精神，自己動手挖窯洞建校舍，露天上課、吃飯，沒有紙張就在沙盤、石板上練字。在艱苦的條件下，延安的窯洞學校培養了成千上萬的革命英才。
陝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是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的戰略總後方，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這裏，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對抗日戰爭具有重大影響的洛川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一係列重要會議，研究製訂了抗日戰爭的總路線和總戰略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麵的基本方針和政策，中央軍委製定了許多作戰指示和命令。中共中央的許多決策和重大方針政策都是首先在陝甘寧邊區試行，以取得經驗，然後向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推廣。
延安時期，延安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心，翻譯和出版了大量的馬列著作和許多進步書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指導中國革命。毛澤東集全黨智慧撰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一係列重要著作，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全麵抗戰的路線和戰略、策略，科學地揭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規律，成為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武器，陝甘寧邊區和延安也被譽為“抗日的燈塔”和“革命的聖地”。
(二）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的革命遺存
1.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召開的重要會議舊址
(1)洛川會議舊址位於洛川縣永鄉鄉馮家村。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為了貫徹統一戰線政策，製定黨在抗戰期間的行動方針和具體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並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門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洛川會議紀念館勝利而鬥爭》。
(2)六屆六中全會舊址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全會的主要任務是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解決黨內一度出現的右傾錯誤，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毛澤東在回憶民主革命時期黨的曆史時曾說中國黨在曆史上有兩個重要會議。一次是1935年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