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紅軍東征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決策和新的軍事戰略方針。
為了貫徹瓦窯堡會議的戰略決策和新的軍事戰略方針，粉碎蔣介石新的進攻陰謀，打破敵人的軍事和經濟封鎖，鞏固和擴大陝北根據地，在鬥爭中求得主動和發展，並進一步擴大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影響，表示我黨堅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的誠意，黨中央決定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由彭德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楊尚昆任政治部主任，黃克誠任組織部長，陸定一任宣傳部長，開赴抗日前線。1936年2月5日，部隊來到清澗縣，毛澤東在這裏寫下了流芳千載的詩詞《沁園春雪》。2月20日晚8時，毛澤東和彭德懷指揮紅軍從清澗河口到延川延水關一線強渡黃河，開始東征。
在東征的過程中，1936年4月9日晚8時，周恩來和李克農到延安同東北軍的首領張學良將軍進行了秘密會晤，會談中闡明了我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商談了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的聯合問題，確定了一致抗日，互相幫助，互派代表及幫助東北軍進行抗日教育等具體協議。在談判中張學良也向我黨提出聯蔣抗日的建議，這對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將反蔣抗日的方針改變為逼蔣抗日，最後到聯蔣抗日有決定意義。因此，在東征勝利進軍的過程中，一方麵由於蔣閻合謀，阻攔我抗日去路；另一方麵為了顧全大局避免不必要的決戰和損失，保存抗日力量，因此，紅軍在山西轉戰30餘縣取得許多勝利，擴大了政治影響，傳播了革命火種以後，黨中央決定東征紅軍全部回師陝北，以表示我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誠意。
東征勝利歸來以後，黨中央在延川縣的太相寺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對東征進行了總結，毛澤東在會上講了四句話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東征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人人心，推動了華北地區的抗日鬥爭，為我軍以後出師華北前線奠定了基礎。在東征的過程中，劉誌丹奉中央軍委命令，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東出佳縣、吳堡，北達神府，把進犯神府根據地的國民黨反動軍隊打得落花流水。1936年3月31日，紅二十八軍奉命在神木天台山東渡黃河，攻占山西羅峪口，向離石以南之地區進攻，在康寧鎮附近的曹家坡擊潰阻我前進的晉軍七十一師二〇七旅，殲敵500多人，繳獲了敵旅長的戰馬和地圖，迫使敵人逃回臨縣。1936年4月14日，劉誌丹在指揮我軍猛攻山西中陽接三交鎮敵人堅固工事的時候，不幸中彈犧牲，時年34歲。
3.紅軍西征，西北根據地的擴大
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困和進攻，鞏固和擴大陝甘寧根據地，保存抗日力量，援助綏遠抗戰，爭取東北軍一致抗日，同時也為了迎接紅二、四方麵軍北上，實現主力紅軍的大會合，黨中央於1936年5月14日在延川縣太相寺召開的團以上的幹部會議上提出了西征的策略。5月18日，中央軍委決定以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和第八十一師騎兵團等共1.5萬餘人組成西征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進行西征。參加西征的部隊有：以林彪、聶榮臻、左權為首的紅一軍團為左路軍；以徐海東、程子華為首的紅十五軍團，以及紅二十八軍、二十九軍和三十軍等為右路軍。
左路軍5月28日從延川出發，兵分兩路，軍團部和紅二師經任家坪、蟠龍、保安、直抵吳起鎮；紅一師和紅四師經延安、安塞直抵華池。兩路在吳起鎮會合後召開了紅一軍團團以上幹部會議，進行戰鬥動員，檢查各項準備。然後立即向曲子、環縣挺進。6月1日，紅二師一、五兩團將曲子守敵、馬鴻逵的心腹幹將、一五旅冶成章(俗稱野騾子）部全部消滅紅二師在阜城附近與敵馬鴻逵部多次激戰，消滅敵有生力量後，占領了木缽，並乘勝於6月3日擊潰馬鴻逵部3個營。馬部受到我沉重打擊後，龜縮到清水河以西一線，不敢再輕舉妄動；於是，我一軍團便西進至清水河一線，在七營川等地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右路軍也由延川出發，經永坪，抵靖邊。寧條梁之敵聞訊逃跑至一個天主教覺內，而教堂神甫又拒絕我進教堂，我軍即派黃鎮、唐天際、劉華清等同誌與天主教神甫談判，向他們宣傳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動員他們交出逃軍。神甫最終接受了我軍主張，打開寨門，交出土匪和武器，我贈了他們一些糧食和布匹。我軍占領寧條梁後，在定靖交界處，殲敵馬鴻逵一個騎兵連。6月15日，攻占定邊城。6月21日，解放寧夏鹽池縣，殲敵300多人。6月22日，我軍攻克王家寨南北兩堡，全殲該地民團數十人。6月27日，占領豫旺，殲敵馬部九團一營300餘人，並即成立了豫旺縣蘇維埃政府，劉昌漢任書記兼縣長。接著，我軍派出騎兵向東攻打台州，轉戰於河連灣地區。7月下旬，紅十五軍團主力進駐寧夏同心縣大拉池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