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在何種社會，物質生活作為社會生活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也是最重要和不斷發展的部分。一方麵，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麵，物質與精神要協調發展。古代的優良傳統，是國家鼓勵人民生產財富並藏富於民，保持國家的收支平衡，利用稅收等財政政策作為調節經濟的杠杆等，這些經濟手段也是現代社會所努力施行的。和諧平穩的經濟局麵要求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發揮財政職能，壯大財政實力，著力提高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並且按照公共財政的改革方向，充分發揮財政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調控經濟、監督管理職能。
1．理財曰義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周易·係辭》解讀
自然界最大的恩德，是生長萬物。聖人最寶貴的東西，是他們的權位。保持統治權位靠仁愛。招徠四方之人靠財貨。管理財政，規定法令製度，禁止人民為非作歹，靠道義。
財貨能夠拉攏人心，吸引四方之人，可見其有重要的作用。而要正確使用財富、管理財富，就必須遵循一定的原理和規則。尤其是作為一國之經濟支柱的財政，要正確合理使用，就必須依照一定的法律製度，並製定出科學合理的財政政策。因為財政是國家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財政部門是政府的重要宏觀經濟部門，隻有有了法律和製度的保證，才能充分發揮經濟調控、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等職能作用，通過不斷提高理財能力和水平，正確處理生財、聚財和用財的關係，為構建和諧經濟、和諧社會作出貢獻。
2．利物和義《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周易·乾》解讀
《文言》傳：“元”為善美之最高標準；“亨”為美德之最集中的表現；“利”必須與義為之協調；“貞”是人們行事的規範。君子隻要認真實行這些仁德，就一定會成為仁人；隻要行動能全麵體現這些美德，也就一定會符合“禮”的要求；隻要事事做到利物於人，就不會違背道義。
義利之辨早有淵源。《周易》認為“利”與“義”是協調統一的。即真正的“利”也是“義”的，真正的“義”也是“利”的。一方麵，義可以帶來利益；另一方麵，民用得利而祀事有節，順應農時而百物長成，就可使上下和睦、動作順禮。可見，義與利是相輔相成，互助互益的。
3．損上益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周易·益》解讀
《彖》傳：減少君上的收入，而增加百姓的收入，人民就會歡樂無比。君上對下都能如此，這才是正大光明之道。其所受之益不分何處何方，得中得正，人民歡笑而慶幸。天，雲行雨施；地，生長萬物。行動越謙遜並且節儉，財富就會日益增進，就像天地交媾，萬物生化，永無止境。凡有益的事情和辦法，也應該是不管何時都要實行。
國家的賦稅與百姓的收入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稅收取之於民，減少賦稅，百姓的收入就會相應增加，百姓也會最終受益。這樣的治國之道，才是調節國君與百姓經濟關係的“正大光明之道”。我們的財政收入“取之於民”、財政支出“用之於民”，所以，財政收支的安排應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隻有大力調整支出結構，規範財政供給範圍，才能創造良好的財政環境，為人民生活富裕美滿、國家發展繁榮有序提供有力保障。
4．樂富憂貧五福：一曰壽，一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周書·洪範》解讀
五種幸福：一是高壽，二是富裕，三是健康安寧，四是修養美德，五是長命善終。六種災難：一是橫死夭折，二是多病，三是憂愁，四是貧窮，五是醜惡，六是懦弱。
此處界定的五種幸福，在高壽之後就是富足，而貧窮在欲避免的六種災難之中。可見古人在追求健康、長壽之外，對財富是積極肯定並追求的，而對於貧窮是否定和避免的。因此，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對福、祿、壽星等神話人物的喜愛，對魚、蝙蝠、麒麟、貔貅、龍、鳳等吉祥動物的崇拜，對連年有餘、大吉大利、金玉滿堂等祈願詞語的愛好，正說明了人們對與福壽、財富、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時至今日，社會與科技的發展帶給了人們空前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享受，但對於和諧、美好、富足、安樂、融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仍然是一如既往。
5．命在養民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左傳·文公十三年》解讀
邾文公為遷都繹地而進行占卜。史官說：“對民眾有利，對國君不利。”邾文公說：“要是對民眾有利，那也就是我的利益。天生民眾並為他們樹立君主，是為了有利於民。民眾既然可以得利，那麼我一定要做這件事。”左右臣子說：“可以使你的壽命延長，你為什麼還不聽從占卜？”邾文公說：“天命在於養育民眾。自己生命的長短，是一時的事情，要是對民眾有利，就應該遷徙，這就是最大的吉祥。”於是就把都城遷徙到了繹地。這年五月，邾文公死了。君子說：“這是真正懂得天命。”
邾文公在麵對一己之利與國民之利衝突時，毅然選擇了國民之利，這說明他看重人民的利益高於國君一己之私利，國君是順從天命而治理、養育人民的，人民的利益才是最大的利益。君與民同心而治，君王之義與人民之利是高度相通的，這是義利相合在君民關係上的良好體現。
6．積蓄足恃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
——賈誼《論積貯疏》解讀
生產有時令的限製，而消費卻沒有限度，社會財富就會枯竭。古聖先賢治理天下，用心非常細致周密，所以有充足的積蓄作為後盾。
生產的有限和消費的無限之間存在著矛盾，這就要求人們節製消費並考慮後用，一般是做好充足的積蓄。俗話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儲蓄的主要作用在於以備後用。西漢時代的賈誼就已經認識到了儲蓄在社會流通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認識到了糧食的基礎性地位，這對於現代社會和諧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啟示作用。
對於“以備後用”，江澤民同誌說：“決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這就從更高層麵上提出了儲蓄的概念，這種儲蓄即既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這也就是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係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大氣、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後代能夠永續發展和安居樂業。正是通過可持續發展，我們才能真正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7．致富大經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羞也。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解讀
沒有任何資產的人應該首先憑借自己的力氣去賺取第一筆財富，小有資產的人應該憑借自己的智慧去盡快拓寬渠道增加財富，已經富足的人要抓住有利時機繼續擴大財富。這是致富的重要途徑。賢明的人都知道治生之道靠努力，不一定要冒風險。因此，從事農業生產以致富，為上等；經營工商業以致富，為次等；靠不正當手段以致富，為下等。如果一個人既不隱居山林當奇士，卻長期貧賤，空談什麼仁義，那也就夠羞恥的了。
司馬遷認為致富的途徑是勞動、把握時機、合法合理經營。又首推無風險的農業，其次推崇工商業。另外，他鄙斥空談仁義而不謀求財富之輩。從這裏可見司馬遷大膽地肯定了人們對財富的追求，並在致富上，有自己的思考。尤其是在不同階段要把握不同的生財之道，不隻是勞力可以生財，資本、智力、把握機會的能力都可以生財，這對我們今天的投資理財都是很有啟示意義的。事實上，追求財富本身並沒有錯，擁有財富也不是罪惡，通過正當手段致富是社會應當肯定並提倡的，這樣也才能促進經濟水平的提升。從發展的觀點出發，我們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要把重點放在社會財富的創造上。隻要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把更多財富創造出來，並且不斷鼓勵更多的人投入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上，那麼，貧富差距就必然能夠在社會財富增長的過程中逐步縮小，由於貧富差距所造成的社會矛盾也必然能夠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得到解決。
8．致財守財當世千裏之中，賢人所以富者……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裏者，不可勝數。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貨殖列傳》解讀
在當今千裏範圍內，賢人之所以富裕的……都不是依靠爵位、食邑、俸祿，或者玩弄法律、為非作歹而致富的，而是敢冒世事風險，隨機應變，才獲得了贏利。他們靠經營工商致富，而以購置田產的方法來保持，用財力武斷各種事宜，而以文雅的方法處理之。其致富之術都有路數可尋，很可供人們取法。至於因致力於農牧業、林業、漁業、手工業、商業等而獲利致富的人，大的勢鎮一郡，中的勢鎮一縣，小的勢鎮一鄉，就多得無法計算了。……由此看來，致富並不限定某種固定的行業，所以財富也並不總是為某些人所獨占，有才能的人，財富就像車輪的輻條聚於車軸一樣，能很快地積聚，而無能的人，財富就像破瓦一樣從他手中散走。擁有千金的富人，可和占有都邑的封君相比，擁有萬金以上家財的人，便可和國王一樣的享樂。這些人不就是所謂的“素封”嗎？這樣說難道不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