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認為致富的行業有多種，有才能就可以致富，沒有才能就會喪失財富。財富既然不固定在某些人手中，那麼發揮自己的才能即可實現致富的願望。這種思想無疑打破了“富貴在天”的傳統觀念，而發掘到了人力在致富中的關鍵作用。這啟示我們應當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生產財富。通過合法途徑，憑借聰明才智在各行各業以贏利，這是司馬遷所欽羨和提倡的，也是任何社會都應鼓勵的。隻有這樣，才能人人各盡其能、人人各有所養，才能形成全社會共同致富的局麵，有利於社會經濟的均衡發展、人民生活的安居樂業、和諧美滿和國家的穩定富強。
9．調節豐歉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班固《漢書·食貨誌上》解讀
善於“平糴”的人，必須認真觀察年成中有上熟、中熟和下熟的區別。上熟的糧食產量是平年的四倍，即六百石，其中農民除去常年開支所用的糧食後，還餘四百石。中熟的糧食產量是平年的三倍，即四百五十石，其中除去常年開支所用糧食後，還餘三百石。下熟的糧食產量是平年的一倍，其中除去常年開支所用糧食外，還餘一百石。小災每戶農民收百石糧，中災每戶農民收七十石糧，大災每戶農民收三十石糧。所以，上熟時，國家向每戶農民購糧三百石，留給農民一百石餘糧；中熟時，國家向每戶農民購糧二百石；下熟時，國家向每戶農民購糧一百石。國家收購糧食的數量要做到恰好使人民生活充足而又使糧價平穩。小災則賣出小熟時收購的糧食，中災則賣出中熟時收購的糧食，大災則賣出大熟時收購的糧食。所以，即使遇到了糧食不收的水旱大災，老百姓由於買進糧食的價格不高也就不會離散，這是取豐年有餘的糧食以補災年不足的結果。李悝的這種政策在魏國實行後，魏國得以富強。
區分糧食的收成和餘糧的多少以“平糴”，控製糧價，以餘補不足，這樣有利於百姓生活的安定，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富強。現代社會，人口劇增，耕地麵積相對減少，對於糧食這種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物資，更需要進行國家儲備，以應對糧食豐歉變化，調節糧價，穩定民心。糧食儲備作為經濟調節手段，直接影響人民生活的穩定和富足，因此，對於創造和諧、安定、有序的社會生活局麵是極為重要的。
10．輕重準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餉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班固《漢書·食貨誌下》解讀
當人民的糧食有餘時，它的價格就低廉，君主可以趁機低價購進，使這些物資集中在君主手裏。當人民的糧食不足時，它的價格就高昂，君主可以把集中於自己手中的物資高價出售，使之分散於民間。隻要根據不同的時機，掌握好這種平抑物價的政策，就能使得萬戶的城市一定具有萬鍾糧食和千萬貫錢幣的儲藏，千戶的城市就一定具有千鍾糧食和百萬貫錢幣的儲藏。依靠這些糧食和錢幣的儲藏，春耕夏鋤所需要的耒、耜等農具和種子、口糧等物資，都可以得到供給了。所以大商人和大富豪就不能兼並我們的百姓了。
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這是國家平抑物價的基本措施。《管子》的輕重政策，李悝的平糴措施，桑弘羊的均輸，耿壽昌的常平倉，這些古代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都需要合理製度的有效實施與貫徹。回顧古代經濟問題處理的方法，官吏賢良，法令貫徹，所以人民能得到好處，各地都治理的很好。而平抑物價是調節經濟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基本舉措。這樣做的好處還在於平抑物價可以抑製大富豪和大商人的兼並，促進物資流轉，使百姓生活充足，生產順利，這對於現今的物價管理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11．不遺財產廣既歸鄉裏，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複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誌；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餉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漢書·疏廣傳》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誌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誌，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征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
——王符《潛夫論·遏利》解讀
西漢宣帝時一位大官叫疏廣，告老回到家鄉，每日讓家人提供酒食，請宗族親屬、過去的老朋友和賓客，一起娛樂。多次問家裏的金還餘下多少，趕快拿出去賣了用來供應酒食。這樣過了一年多，疏廣的子孫私自跟宗族老人中與疏廣關係最好的人說：“子孫希望趁疏廣在時稍微建立一點產業的基礎。現在飲食快把財產消費完了。應該從老人的角度，勸說疏廣買一些田地與住宅。”老人就在閑暇時給疏廣提出這種想法。疏廣說：“我難道老糊塗了，不想子孫的事了？我想已經有了舊的田地與住宅，子孫在那裏勤勞盡力，足夠供給衣食，與普通百姓差不多。現在再給他們增加什麼都是多餘的，有了多餘的就會使子孫養成懶惰。如果是賢材，財富多了，就會損害他的誌向；如果是蠢材，財富多了，就會增加他的罪過。而且，富人，容易招群眾的埋怨。我既然沒有什麼可以用來教育子孫，也不想增加他們的罪過而又被很多人埋怨。另外，這些金錢是皇帝用來給我養老的，所以我與鄉親、宗族共同享受皇帝的恩賜，以度我的晚年，不是可以嗎？”於是他的親朋好友都被說服了，都同他一樣獨自安享晚年。
君子說：金錢財物不多，衣食不充足，歌舞和女色不美妙，權勢不能行使，這些並不是君子的憂慮。善事作得不多，正義不能伸張，氣節誌向沒有確立，道德不能顯揚，這是君子認為恥辱的事。因此，賢德明智的人對於子孫，勉勵他們有高尚的誌向，不勉勵他們欺詐；鼓勵他們為人正直，不鼓勵他們詐騙；教導他們要勤儉，不教他們奢侈；留給他們良言，不留給他們財產。因此，董仲舒一生不過問家中之事，而疏廣不給後代留下朝廷賞賜的黃金。子孫如果賢德，不需要有很多的財富，如果他們不賢德，那麼財富愈多則愈會召來怨恨。所以說：沒有道德而錢財豐富，這是災禍的根源。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祖先的所謂“福澤”、“福蔭”往往受到普遍的重視，為了給子孫留下一份產業，也引出了很多問題。而在這方麵具有特見卓識的，也代不乏人，疏廣、王符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都認為，沒有道德而錢財豐富，可能會帶來奢侈，招來怨恨，引起災禍。君子應當把義放在第一位，把德義看作利的根本，除自己行善明道、立誌修德外，給子孫應該留下善言而非財產。在他們之後，唐代的羅隱曾寫過“國計已推肝膽許，家財不為子孫謀”的詩句，而林則徐則留下了“子孫若如我，留財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毀其誌。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的對聯。他們這種義大於利、留財貽禍的思想，對我們今天仍具有很好的啟示意義。這不僅僅是如何關愛子孫，給子孫留下什麼的問題，對於我們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從而促進個人身心的健康發展，家庭關係的和睦團結，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12．賦稅有定昔先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製，以為常典。
——傅玄《傅子·平賦役》解讀
過去，先王之所以要征集賦稅，是用來安上濟下，使財富都能得到合理的使用。所以，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或質或文而恰如其分，根據人民的貧富情況做到負擔平均，要讓征集的力役能滿足事情的需要，征集的財物能滿足使用的需要，這就要確定相應的製度。
傅玄主張賦稅的征收要有製度的保證，做到合理征收，按照貧富情況平均負擔，合理使用，安上濟下。他這種恰當、合理、平均的思想，對於我們今天搞好稅收工作，仍不乏參考意義。本來，稅收不僅是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甚至是主要來源，但它同時還具有調節社會分配的作用，是再分配環節中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手段。但這後一方麵現在仍然沒有引起廣泛重視，在執行中也還存在一定的偏差與漏洞。尤其是在如何提高征管力度，做到應收盡收方麵，還存在較多的問題。譬如在我國現在的個人所得稅收入中，工薪階層的工資性收入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已占到全部個人所得稅的60%以上，而高收入階層對個人所得稅的貢獻卻不足40%，就是亟待通過建立和完善調節個人收入的稅收體係解決的問題，也是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經濟和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