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現將《重修法門寺塔廟記》和《偈法門寺真身五十韻》的記載進行史實比對，並列一簡表對李茂貞對法門寺的重修及其從事的佛事活動做一統計。李茂貞至遲在天複元年（901）就開始對法門寺進行整修。同年末，朱全忠率領汴軍進入關中，圍困鳳翔。李茂貞疲於應付，對法門寺也無暇顧及。至天複十二年，也即後梁開平五年（911），李茂貞與朱梁之間的戰爭告一段落，戰事稍停，法門寺又得以重修。但好景不長，自後梁貞明元年（915）八月開始，前蜀大軍分兵兩路攻岐，秦、階、成、鳳四州相繼失守，鳳翔告急。李茂貞隻得又集中精力對蜀應戰。好在岐蜀戰事多發生在鳳翔南線寶雞和西線隴州一帶，法門寺的重修工作得以繼續維持。貞明六年（920）岐蜀戰爭結束，法門寺隨即進入李茂貞統治時代最大規模的整修時期，先後修建房舍四百餘間，工程量非常浩大。如果李茂貞沒有皈依佛門，潛心向佛，是絕不可能在東、南兩線受困於後梁和前蜀的戰略態勢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對法門寺進行如此之大的整修，前後從901至922年至少花費了二十多年時間。李茂貞崇佛之心，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弘揚佛教
李茂貞何時皈依佛門，是否受成，今似已無從查考。但宋人張舜民在《畫墁録》中卻記載了一條重要史料，雲：“天佑元年（904），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李茂貞牒”是否是其出家受戒的證明呢？佛教的牒可分為度牒、戒牒等，度牒是嚴肅剃度製度的產物，授給出家的僧尼群體，由政府頒發。晚唐五代宋還流行頒給在家持戒居士以戒牒。這種牒不受政府監管，僅由受戒地方的僧司或受成師主頒給一紙戒牒即可，號“某牒”或“受戒弟子某牒”，在敦煌文書中就有二十多道這樣的戒牒。結合史實分析，《畫墁録》所雲“李茂貞牒”顯然不是度牒，很可能是戒牒。這條記載表明作為偏霸之主的李茂貞極可能在渭州空同山寺有過受戒皈佛之舉。又，從他天複元年（901）開始修複法門寺來看，他皈佛的時間應該是在天複元年（901）左右至天佑元年（904）之間。天複（901-903）年間，李茂貞遭受家國劫難，飽受朱全忠圍困鳳翔之苦和奪走天子之辱，其心理遭到重創，在當時皈依佛門也不失為一種精神寄托。而當時的法門寺毀壞嚴重，於是李茂貞選擇其轄境內另一名寺——空同山寺受戒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茂貞除了對扶風法門寺進行大規模修繕之外，他還親到法門寺禮佛，舉行盛大的宗教活動，如《偈法門寺真身五十韻》中所言“禮佛躬親到”及賜紫高僧、施舍經卷等行為，其聲勢規模不亞於唐帝迎奉佛骨的儀式，將法門寺儼然作為“國寺”。李茂貞又在鳳翔城北街修建了寶蓮寺，供佛家弟子修佛講法和百姓參拜焚香，他還在鳳翔府第內設有專門住持僧，以方便自己早晚禮佛，聽講佛法。李茂貞的陵墓——大唐秦王陵之中還修建有八麵經幢，這是佛教密宗道場標誌性建築，上刻梵號咒語，以示李茂貞一心向佛。
不光李茂貞皈依佛門，他的妻兒也虔誠信佛。李茂貞之妻劉氏受其祖輩和李茂貞的影響，也篤信佛教。她在鳳翔府第設置大乘佛教密宗的曼荼羅法壇，供奉金剛界五佛，終日在家中誦經修法。這在其墓誌中也有反映，劉氏墓誌記載了天福八年（943）夏，鳳翔地區發生了蝗旱災害，當時“夫人見聞，疾首動息，疚心悵然，謂其親戚左右曰：‘饑饉浸深，星辰方至。儻陰譴可謝，時沴可鑲。願以衰老之身，塞其庶民之責。’”劉氏所稱的“舍身禳災”乃虔誠佛教徒所為。墓誌又雲：劉氏去世之前，仍在從事佛事“焚修”，也可見其信佛之誠篤。墓誌撰者魚崇遠也評價劉氏說：“依奉能仁之教，誦持大乘之文”。同時，大唐秦王陵劉氏地官的牆壁上所繪“禮佛樂圖”、“禮佛誦經圖”等佛事壁畫及“天燈”等佛教法器陪葬器物也是劉氏篤信佛教的佐證。
此外，李茂貞的次子李從昶也“篤信釋氏”，他也因此為政寬厚，為史所稱。在李茂貞的鼓勵和扶持下，當時轄境內出現了很多高僧。據《宋高僧傳》卷二一記載，鳳翔有個高僧“亡其名，時以姓呼之”，人稱“釋寧師”。他一日暴卒，三日後醒來雲岐帥當封王，人們不信，其後李茂貞果然進封秦王，自此名聲大噪。李茂貞對此也深信不疑，遂生向佛之心。其後，“秦隴之人往往請寧（師）入冥，預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辦淨池嫩荷，號為入冥和尚，終於（歧）岐下。”《舊五代史》還記載了一位名叫阿闍棃的高僧，雲：“時岐下有僧曰阿闍棃，通五天竺語，為士人所歸從。”從其名號和語言來判斷，這位阿闍棃高僧應當是來自西域或天竺的番僧，不是本土僧人。由此可見當時秦岐政權轄境信佛風氣之盛。李茂貞的言傳身教和係列崇佛舉措都促進了佛教在岐地的影響和傳播。
（二）崇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