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 3月，國民黨發動了全麵內戰。蔣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央彙報會議，決議把在蔣管區的中共人員，強迫遣送返回延安。當時，主要為南京的梅園中共代表團和重慶中共四川省委（吳玉章公館）的中共人員最多。按照南京指示，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為總指揮，派出大批軍警包圍了三個點。一為省委吳玉章公館（即現曾家岩50號周公館）；二為化龍橋紅岩村新華日報和 18集團軍辦事處；三為七星崗新華日報營業部和德興裏采訪部。分別包圍，劃區集中，監守電話，使三個點的通訊聯絡斷絕。
吳老被困在樓上的房裏，其他人在樓下也不能見麵。吳老大罵反動派，迫使在場的區指揮官不得不接受他的要求，解除樓上下的封鎖。吳老同時對監管電話的說，要與市長通話。電話監視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特務隊的隊長樊敏書，考慮一下替吳老接通了電話。張篤倫在電話中對大發脾氣的吳老連聲道歉。吳老提出要與紅岩村和德興裏的負責同誌見麵，張與警備司令孫元良商量，果然將紅岩村負責人，新華日報經理於剛送來與吳老見麵。以後，指揮部安排用汽車把在渝中共人員送回延安，吳老堅決反對。因為坐汽車必得經過胡宗南那一關，恐有麻煩，要求一律用軍用飛機直抵延安。張篤倫為吳老要求力爭，在渝人員得全部都安全乘機到達延安。
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張友漁在回憶文章中說，吳老不僅是我黨中央委員，還是曾經與孫中山搞革命的老國民黨員，國民黨中許多人對吳老都很尊敬。三月五日的撤退，沒有受多大損失。張篤倫這樣的國民黨人是不多的，他確實很尊敬吳老。
張篤倫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支持“和平運動”反對內戰。當時國民黨華中的軍事長官白崇禧握有大權，既反蔣又反共，張與之格格不入，幹不下去了。適張群奉老蔣的旨意，要想鞏固西南，作為反共的最後基地，出任“西南長官公署”長官，並成立了一個專管政務的“政務委員會”，自兼主委，派張篤倫為常務委員兼秘書長，實際負責。
張篤倫辭去湖北省主席，到重慶成為西南大區政務領導人。此時大局已定，他對政治已經心灰意冷。表麵上他看來不貪汙，但夫人沈藹貞是個找錢的好手，帶著大批的美金和家人逃往美國去了。張篤倫在重慶解放前夕，坐上陳納德的飛機逃至香港。
1958年，張篤倫病死於台灣，隻活了64歲。
黔驢技窮的蔣介石，除以台灣為退路外，要以重慶和四川作為在大陸上最後掙紮之地，1948年5月間，派地方軍閥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楊森為陪都第四任市長。
楊森是從貴州省主席調任，乘車由築抵達海棠溪，前來歡迎他的包括記者在內寥寥數十人。蔣介石起用兩個惡名昭著的地方軍閥，一是兩個軍閥在曆史上都是著名的反共劊子手，反共方麵是堅決的，二是利用川軍實力重組部隊。果然王陵基在成都打出“四川反共救國軍”；楊森在重慶打起“四川反共保民軍”擴充部隊。部隊沒有拉出來，學生罷課遊行，喊出“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楊森利用《中央日報》製造的《九年不食的楊妹》，還收楊妹為義女，大造輿論以此對抗反饑餓運動。由於愛國學運蓬勃發展，楊森采取暴力鎮壓。相繼楊出任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委，又兼重慶衛戍總司令，發布十殺令，但製止不了人民反蔣情緒。
王陵基的日子也不好過，也在成都鎮壓愛國學生運動，由川、渝和西康的民意代表在成都召開，提出“王陵基下台”，一時鬧得烏煙瘴氣，政局混亂一團糟。
蔣介石和代總統李宗仁兩個一樣走投無路，都跑到重慶來了。李宗仁不願當傀儡，爭權不得，氣走香港。一場“九二火災，燒得人心惶惶。銀元券代替法幣宣告失敗，又出金元券仍然不得人心，老百姓把藏了幾十年的銀元麵市，使中央銀行發的通貨無法流通，社會秩序十分紊亂，加上民窮財盡，工商凋敝，物價飛漲，重慶人過著一段黑暗的日子，人心期待解放。
國民黨要完蛋了，老百姓有一句順口溜：“靈官幺台，洋參吊命。”這是當時最好的寫照，王陵基人稱川戲中的王靈官，幺台就是戲演完落幕了！洋參（楊森）吊氣，重病垂危，吃點洋參多活幾天吧！事實的確如此， 1949年 11月 28日解放軍在南溫泉炮聲隆隆，蔣介石乘軍機逃出重慶，楊森從北路逃至成都，一去不複返。
所謂永久陪都也到達了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