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牌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並把毒品鴉片傳入中國，毒害中國人民。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上奏道光皇帝，痛陳鴉片對中國人民危害的嚴重性，力主禁毒。遂受命為欽差大臣，節製廣東水師，赴粵查禁鴉片。1839年徐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合力嚴緝走私毒品，懲處受賄官吏，迫使英、美毒販交出鴉片 237萬餘斤，在虎門當眾燒毀。這是 1839年 6月 3日。這在曆史上稱為“虎門銷煙”事件，此舉大殺洋人威風，大快人心。但是，由於清廷腐敗，加上奸佞當道，最終還是屈於帝國主義的炮艦之下，毒品蔓延至全中國，使中國人民長期陷入毒品災難之中。中國不僅是一個受害的吸毒大國，從清朝到民國，中國還成為種毒、產毒、運毒的大國，從東北到西南、西北，毒品泛濫中華大地。
民國成立以後，各地軍閥連年混戰。有的軍閥不僅自己是吸毒者，更是最大的販毒者。為了打內戰，以毒品向國外換槍炮，互相殘殺，北洋軍閥孫傳芳、吳佩孚還要搞毒品公開發售，將其作為合法商品官督商辦，用以中飽私囊。
北伐成功後，蔣介石在人民壓力下，提出嚴禁毒品，設全國禁煙（鴉片煙即毒品）委員會，並自任全國禁毒總監。各省省主席為分監，頒布禁毒條例，取締種毒，對運毒品處以重刑，大量運毒者處以極刑。一個時期也殺了不少毒品販子。但由於政治腐敗，貪官當道，毒品還是禁而不止。種毒還是照樣種，販毒的還是照樣販。
在北伐戰爭之後，蔣介石長期進行反共戰爭，搞得民窮財盡，以致浩大的反共軍費難以籌集。蔣的手下政學係頭子張群，推薦楊永泰為蔣充當反共前線南昌行營秘書長。楊向蔣開了一個“濫條”，就是一麵嚴 厲禁毒，一麵使毒品國有化，就是禁止私人販毒，這個一本萬利的毒品由禁毒委員會統購統銷，以此解決蔣介石著急的“反共經費”，此一“條陳”使楊在蔣麵前成為首席“搖鵝毛扇”的人，身價百倍。所以老百姓說：“禁毒人就是販毒人。”
上行下效，背著蔣介石在下麵掌握禁毒的有權官員，也學得蔣介石搞這一套，甚至青出於藍勝於藍。下麵幾件具體曆史事件足資佐證：
禁毒人“運毒”
南是舊中國泛濫成災的毒品地區，四川許多地區種鴉片煙，雲南、貴州同樣種。其中猶以“雲煙”為極品，次之為“黔土”，“川土”也不遜色。當時交通不便，都要靠長江這條黃金水道。重慶便成為雲、貴、川三省鴉片最大的集散市場。重慶成為陪都之後，各國大使館、外國新聞機構等等齊集重慶，再任毒品泛濫，實在有辱國體。蔣介石以全國禁煙總監身份下令，嚴禁種毒、運毒、販毒。因此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重慶市警察局刑警大隊（以後是處）以及保安警察、憲兵聯合出動，對運、販、吸者一律逮捕。大批毒品被沒收，上千的大小煙館被查封，吸毒者先後達萬人被分別處理。大部分吸毒者受勒戒，有的則被保釋。保釋就離不開被敲詐勒索，有的官員甚至公開受賄，以致貪汙成風。
為了防止貪汙作弊，大行動是由陪都軍警憲三方麵聯合進行，在三四年之內沒收了大批鴉片，先後數千斤以上。沒收的鴉片按照規定送交政府，由財政大員會同存放涪陵財政部的大倉庫內，除派大員專門保管，還加上大封條。
香港淪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後，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逃至重慶。抗戰前戴笠在上海的特務工作是依賴杜月笙的，可是到了重慶，杜月笙隻有依靠戴笠了。杜是交通銀行董事，該行總經理錢新之迎杜住在交行，錢還在黃山蔣介石公館附近為杜建了一所躲避空襲的別墅。會找錢又會花錢的杜老板到了重慶，第一件事就是要找錢。杜的開銷大，要養活那麼多門徒，每個門徒也是他找錢的耳目。有個門徒得到一個情況，對杜說：“杜老板，重慶下遊涪陵縣城郊有個財政部庫房，存有幾年前沒收的鴉片，有雲土、川土千斤，價值 50多條黃金（每條 10兩）。”杜月笙聽了後就動腦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