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國是戰國至西漢時期以今雲南滇池地帶為中心的古王國。因為其境內有“周回數百裏”的滇池，因而得名。它在西漢後期走向衰落，東漢時期被中原王朝設置的郡縣所取代。其由盛轉衰，直至國滅，經曆了四五百年的漫長曆史。但它位居西南邊陲，幾乎不與中原王朝交通聯係；而文獻的記載少而又少，且錯誤百出，以至於滇國與滇文化一直是中國曆史上的難解之謎，充滿神秘色彩。新中國成立後，對滇國和滇文化遺物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特別是對位於昆明附近的晉寧縣石寨山遺址的發掘，使得滇國的神秘麵紗逐漸揭開。
滇國舊史
文獻對滇國的最早記載見於《史記》，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故事，莫過於“莊王滇”。司馬遷記載說：戰國時楚威王派遣將軍莊統帥將士溯江而上，攻奪巴、蜀、黔中地區。當莊到達滇池時，發現這裏“地方三百裏，旁平地肥饒數千裏”，就以兵平定，征服當地民眾。當大功告成的莊將要返歸楚國時，秦國派兵攻打楚國的巴郡和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莊不得不返回滇池，入鄉隨俗，改變服飾，稱王於滇。後來學者根據這一記載，進行了的大膽猜想，即楚文化影響了滇國的青銅文化，楚人是當時滇國的主體民族。但猜想終究是猜想，曆史終究要依據事實說話。針對這一故事，早有學者提出質疑，否定其真實性；而對比滇、楚文化，兩者之間或有相類之處，但更多的是不同。滇國雖然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但文化的主體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滇國的主體民族，長期以來就存在爭議，或人，或羌人，或濮人等等。不過，現在學者們的意見漸趨一致，認為滇國的主體民族是越族，滇人是古代百越民族中的一支。
不論是文化特征，還是生活習俗，滇國主體民族都與古代越人相似。但是，滇國居民成分複雜，除去人數較多、占統治地位的主體民族越人外，還有部分濮人、羌人，甚至還有少量的漢族移民等。武帝時期，平定“西南夷”，滇國降漢，漢朝在原滇王領地設立益州郡，派駐地方官吏，但武帝允許滇王“複長其民”。當時益州郡的郡治、滇池縣的縣治及滇王國都城，都位於今雲南晉寧晉城鎮，三者實際上為一地。隨著內地漢族移民大量湧入及當地郡縣製的不斷鞏固，滇王的地方割據政權逐漸被取代。兩漢之際，滇國及滇王名稱很少見於當時的文獻記載，滇國已是奄奄一息，名存實亡了。
生產與生活
滇池水域及其附近有肥沃的土地，以及適宜於農作物生長和動植物繁殖的氣候條件，故滇人的農業和畜牧業均比較發達，漁獵也在社會經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農業是滇國的經濟基礎，是滇人生活的主要來源。農作物仍以稻穀為主，兼有麥、豆、黍、稷等。在對滇國的考古中發現有已經炭化的稻粒，而且滇國青銅器上也多見稻業生產、豐收歸倉等場景。滇池地區畜牧業的發達，不僅是重要的生活來源，也是對外貿易中的主要商品。史書記載：武帝時，益州郡初置，“得牛馬羊屬三十萬”；光武帝時，也曾獲得益州少數民族“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從西漢至三國的蜀漢，中原王朝都向此地區索取貢品，其中也以牛羊為大宗。
當時主要的家畜、家禽種類有牛、羊、馬、豬、狗及雞、鴨等；主要飼養方式是圈養和放養，又以放養居多。從青銅器紋飾來看，牛的數量及出現頻率，要遠遠高於其他動物形象。當地飼養的牛，全部是黃牛，沒有水牛，而且黃牛的品種及來源也不盡相同。滇國的馬，以“滇池駒”最為有名。其體小而雄駿，尤善於山間行走。
滇人居住的房屋，主要有“幹欄式”和“井幹式”兩種。“幹欄式”建築，一般分為上下兩層，人住於上，牲畜處於下，中間用橫梁和樓板隔開；置有獨木梯，可供隨時上下出入。底部用大小不等的樁柱支撐，使得上層房屋建築高離地麵，以防潮及防蟲獸的侵害。“井幹式”建築，是在圓形或方形木料的兩端各開出凹槽，然後層層交疊砌成房屋底架及牆壁的一種建築形式。因其轉角處的木料均相交出頭，與“井上四交之幹”的形狀相同，故稱為“井幹式”。石寨山青銅器上發現有完整的井幹式建築圖像，有的直接建築在地麵上，有的建在幹欄式結構的平台上。直到今天，這些類型的住房還廣為雲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