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那長久封閉而沉重的帝國大門，大清國的威風成為往事，一去不返。中華民族飽嚐苦難、經受欺侮的屈辱曆史也由此開始。就是在這個時代，卻產生了一係列考古發現，從西域探險到重現樓蘭，從敦煌遺書到流沙墜簡，震驚了世界。1900年，埋沒於瀚海達1500多年的樓蘭遺址，在偶然間被人發現。緊隨其後的，是來自各國的“探險考察隊”。我們承認這些探險家、考古學家在學術上和探險活動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但我們也會銘記他們對中國文物的掠奪。其間，有太多的無奈和傷心，也有太多的失望和遺恨。當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真正對樓蘭遺址進行徹底考察發掘時，幾乎是80年以後的事情了。
發現樓蘭
從19世紀中後期開始，西方國家在全球的探險活動日益深入普遍的展開。中亞地區是他們考察發掘的重點地帶，而中國西北地區，主要是今新疆、甘肅等地區，更是他們侵略、掠奪的關鍵。1888年，英屬印度的鮑爾中尉在新疆地區調查英國中亞探險家安德魯·達格利什在新疆地區被殺一案，偶然間，在庫車地區發現一組有關古代印度文明的文書，即著名的“鮑爾寫本”。它的發現與解讀，立即引起歐洲東方學界的極大關注，也使諸多的探險家的視野開始聚焦新疆。正如西方人所說：這次殺害（指安德魯被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促使一個從事地理探察活動的新時期的開辟，改變了此後20年間探察活動的重點。當西方人將目光投向這片亞洲腹地時，使消逝文明的重現成為可能，但也意味著中國的曆史文物要遭受空前劫難。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和他的探險隊做第一次跨越羅布沙漠考察。3月28日，他雇傭的助手、維吾爾人艾爾迪克把考察必需的鐵鏟丟失，不得不返回尋找。在尋找途中，艾爾迪克突遇風暴，迷失道路。恍然間，他在羅布泊西北岸發現一處廢墟：有泥土塔樓，廢棄的房屋，散落於地的美麗木雕及錢幣。當斯文·赫定看到他帶回來的木雕時，激動異常。後來他寫道：“丟失鐵鏟，隻是運氣。否則的話，我將永遠不能回到古城，永不能做到這樣大規模的發現，給中亞的上古史投下新的、意想不到的光輝。”因為飲水不多，他們隻能望而卻步，悵然而去。1901年3月3日，斯文·赫定在做了充分準備後，專程來到這片後來被編號為LA的遺址，進行了一個星期的發掘工作，收獲豐碩。因出土文書中有“樓蘭”字樣，所以，遺址就被定名為“樓蘭”。樓蘭的發現，震驚了世界，也為斯文·赫定贏得空前的聲譽，直接推動了西方國家（也有日本）在新疆地區探險考察新高潮的到來。隨後英國人、日本人等沿著斯文·赫定的路線找到樓蘭遺址，進行更為徹底、更為細致，但也是更具破壞性、更具掠奪性的發掘。
史書記載
樓蘭曾是漢朝的西域36國之一，位於塔裏木盆地的東北處、羅布泊西側。古時，塔裏木河與孔雀河從西向東流出沙漠，經樓蘭而注入羅布泊。河水流經的兩岸，水草豐美，田地肥沃。樓蘭是半耕半牧的小部落，有部分樓蘭人從事農業生產，但不能自給自足，對周邊部族的糧食生產依賴性較強，是典型的“寄田仰穀”國家。樓蘭一稱，最早見於《史記》漢文帝前四年（前176）的有關記載。文獻對其疆域、人口、都城等情況，多是語焉不詳；而考古發現的不足，更加深其自身具有的神秘色彩。樓蘭是西出陽關、玉門關，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重要；又因位於絲綢之路的要衝，故伴隨絲綢之路的暢通而繁盛一時。長久以來，樓蘭作為絲路上過往商旅的居停之地，也為漢朝過往使節及駐軍提供糧草食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樓蘭是漢朝與匈奴爭奪的要地，而樓蘭國小力弱，對漢朝、匈奴隻能采取騎牆態度，搖擺不定。昭帝時期，樓蘭王親附匈奴，聽信匈奴人的唆使，幾次攻殺漢朝使節，掠奪財物。元鳳四年（前77），輔政的大將軍霍光派遣傅介子行刺樓蘭王安歸。傅介子到達樓蘭後，假稱漢朝皇帝有賞賜，樓蘭王大喜，與漢使痛飲至大醉，傅介子一行趁機刺殺了樓蘭王。漢朝扶持親漢的安歸的弟弟尉屠耆為王，並改樓蘭國號為鄯善。至此，樓蘭作為一個國家從曆史上消失，但作為城市仍然延續下來，一直是漢王朝在西域的屯兵重地。魏晉時期，樓蘭古城曾是西域長史的治所所在地。魏晉之後，樓蘭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神秘地消失了。但漢民族曾經征服西域地區的曆史記憶和士大夫渴望在邊塞地區建功立業的忠貞報國之心，使得有關樓蘭的故事，仍不時見諸後代的詩篇文字。正如唐朝邊塞詩人王昌齡的《從軍行》所言：“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樓蘭的衰亡與荒廢，使得本來就充滿神秘色彩的地區更加引人矚目，以至於千年後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時，曾試圖尋找樓蘭，但最後還是失敗了。當斯文·赫定發現樓蘭時，西方一片嘩然，總覺得太不可思議而幾乎不能相信這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