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代“大一統”的實現，不僅對中華民族的形成至關重要，而且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雄渾博大、揮灑性情的文化氣象，胸襟開放、兼采並容的文化心態，絢麗多彩、或拙或雅的文化特點，是兩漢文化藝術的精神所係。史學雙璧的出現，一代文章的演變，長歌善舞的多姿，美術世界的琳琅，是漢代文化藝術大發展的表征。漢代的盛世氣象，由此得以最充分、最生動的顯現。
二十四史的頭兩部是《史記》和《漢書》。《史記》開創了紀傳體正史的基本體例，《漢書》則對這種體例進一步規範化。二者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前145或135～約前90），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出身於史官世家，具有良好的家學淵源。他年輕時曾遊曆各地，體察各地風土人情，為以後的撰述打下堅實基礎。武帝封禪泰山，其父司馬談不能從行，抑鬱而終。臨終前，父親以國史相囑。司馬遷決心完成先人未竟之業，這成了他的終生誌向。後來，他有機會遍覽皇家藏書，為撰述作了文獻準備。當司馬遷一心一意撰寫《史記》時，因為名將李陵辯護而遭受腐刑。受此奇恥大辱，司馬遷痛不欲生；但他從曆史中汲取力量，忍辱負重，終於完成《史記》這一史學名著。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全書共130卷，是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西漢武帝時代的紀傳體通史，且猶詳於秦漢時期的曆史記述。作為史學著作，其內容完整，結構周密，在曆史上幾乎是空前的。《史記》以記載人物的《本紀》、《世家》、《列傳》為主，以《表》、《書》為輔，綜合編年、紀事諸史書文體之長，對先秦史學做創造性繼承。剪裁多精挑細選，敘事嚴謹活潑。文筆靈動，文字如行雲流水，曉暢淋漓，一氣嗬成；秉筆直書，記事不隱不諱，彰善癉惡，以成信史。故而魯迅先生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班固受詔撰《漢書》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他從小接受良好家學熏陶，勤奮向學，博覽群書，學無常師。他的父親班彪對前人所寫的《史記》續篇很不滿意，於是博采遺事異文，寫成後傳65篇，尚未完成便去世。班固有誌完成父業，就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寫作。後來有人上書明帝，告發他“私改作國史”而被捕下獄。他的弟弟西域都護班超怕他遭遇危險，趕往洛陽去替他上書辯白，同時當地官吏也把他的書稿送到京師。明帝欣賞他的才華，任命他為蘭台令史，後又任命他為校書郎，典校皇家藏書。
永平七年（64），明帝命他完成西漢一代國史。班固撰寫《漢書》的事業由此正式被皇帝認可。他積20餘年的時間，至章帝時大致完成全書。《漢書》敘事，詳於武帝太初以後的史事，紹承《史記》；對《史記》所記武帝太初以前的曆史，也有所補充、調整。該書記載西漢一朝12世230年的曆史，分紀、表、誌、傳四部分。紀、表，敘述曆史大事和曆史進程；誌，記述典章製度；傳，寫各種曆史人物，兼有少數民族曆史。《漢書》紀事翔實，結構嚴謹，上下洽通，詳而有體，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由於班固自覺的皇朝意識和鮮明的正統思想，使《漢書》成為曆代紀傳體皇朝史的楷模，古代“正史”格局也由此而確定。
■《漢紀》——最早的編年體斷代史
《史記》、《漢書》，是秦漢史學的最高成就，曾被譽之為“史學雙璧”。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史學著作，最著名的莫過於荀悅的《漢紀》。荀悅（148～209），字仲豫，東漢末年潁川潁陽（今河南許昌）人。史載，獻帝喜好典籍，以為《漢書》文字太繁多，難以閱讀，所以，命荀悅依照《春秋左氏傳》的體例，將80餘萬字的紀傳體《漢書》改編成18萬餘言的編年體史書《漢紀》。此書文字雖省略不少，但“辭約事詳，論辯多美”；雖係鈔書而成，但對《漢書》還是有所訂正增補。通過此書的編撰，荀悅提出自己的史學思想，即史學編撰應該達到五個目標：一是“達道義”，二是“彰法式”，三是“通古今”，四是“著功勳”，五是“表賢能”。荀悅也通過“史論”評點往事，議論時政，陳述見解，以為治國龜鑒。《漢紀》一書，體例雖效仿《左傳》，但比《左傳》更加嚴整；在按年月排比史事時，《漢紀》成功地將典章製度和重要人物的曆史傳記容納其中。北宋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明言“仿效荀悅簡要之文”，可見《漢紀》在中國編年體史書中所起的繼往開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