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1731—1815年），字姬傳，號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進士，任四庫編纂官，著有《惜抱軒全集》。他選輯的《古文辭類纂》流行甚廣。到了姚鼐時，桐城派的文學理論更加係統化。他將方苞的“古文義法”加以發揮，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等八個具體方麵，將文章的內容和修辭格式明確劃分開來，其較有影響的代表作是《朱竹君先生傳》、《登泰山記》、《遊媚筆泉記》等篇。
與詩詞、散文未形成巨大影響相反的是清前期的小說與戲劇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小說中，流傳甚廣，膾炙人口之作有《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紅樓夢》和《鏡花緣》等。
蒲鬆齡（1640一1715年），字留仙，山東淄川（今淄博）人。他出生於一個地主兼商人的“書香門第”，及至其成年時，家境已經衰落。蒲鬆齡19歲中秀才，此後卻屢試不中，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塾館教學，直至71歲時才援例出貢，四年後去世。
《聊齋誌異》是蒲鬆齡的代表作，他40歲時就基本完成此書，以後不斷增補修改。書中的許多故事是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整理的，有一些是作者本身的見聞或作者創造。蒲鬆齡自稱《聊齋誌異》是“孤憤之書”。
在《聊齋誌異》中，蒲鬆齡揭露了封建製度的黑暗，對那些貪官酷吏、豪紳惡霸壓迫人民的罪行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促織》一篇，通過宮中喜好鬥蟋蟀而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將批判的鋒芒直指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席方平》、《紅玉》等篇也有力地抨擊了封建社會官場的腐敗和暴虐。
《聊齋誌異》還揭露和批判了腐朽的科舉製度。他筆下的試官是一批不學無術、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人物，在他們主持下，科舉隻能是“佳才出，庸才進”。在揭露考試中種種弊端的同時，蒲鬆齡還深深剖析了封建士子的靈魂，說他們讀書的目的不過是想：官爵妻妾，無所不有，作威作福、倚勢欺人。對封建士子應試時可鄙而又可憐的形象也描寫得淋漓盡致，揭露了科舉製度對知識分子的摧殘。
在作品中，蒲鬆齡還通過花妖狐魅和人的戀愛故事，表現了追求婚姻自由、向往幸福生活、反對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從不同的側麵抨擊了封建社會的買賣婚姻、嫌貧愛富的勢力觀念及玩弄女性的醜惡行為等社會陰暗麵。
《聊齋誌異》的題材非常廣泛，作者以現實生活作基礎，用傳奇怪異的手法創作許多情節曲折、形象生動、具有社會意義的優秀作品。兩百多年來，一直為人民所喜愛，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但由於作者本身的曆史局限性，《聊齋誌異》中夾雜著對封建倫理和因果報應等方麵的宣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部作品的思想光輝。
在蒲鬆齡之後，吳敬梓的傑出諷刺小說《儒林外史》影響很大，流傳很廣。
吳敬梓（1701—1754年），字敏軒，安徽全椒人。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生活優裕。吳敬梓年幼聰穎，“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23歲，父死，生活起了變化。接著，他考中秀才，以後卻屢試不中，由於他不善理財，又慷慨好施，不到十年，便將產業全部賣光，遂遷居南京，後來的生活十分貧困。正是由於家道中落和生活的坎坷，使他經曆了世態炎涼，洞察了科舉製度的弊端。於是他奮筆疾書，以清醒觀察現實為基礎，將對封建統治階級和知識界的卑劣與醜惡以及科舉製的摧殘人性溢於筆端，留下了不朽的諷刺之作——《儒林外史》。
作者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就借王冕之口對科舉製度進行了批評：“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在吳敬梓的筆下，橫行鄉裏的豪紳、利欲熏心的士子、附庸風雅的名士、招搖撞騙的清客，一個個被刻畫得栩栩如生。吳敬梓通過對儒林群醜的描繪，對科舉製及其影響下的社會風氣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進一步否定了科舉製度本身。同時，吳敬梓在揭露科舉場中文人名士官僚鄉紳種種醜態的同時，把一些“市井小民”作為正麵人物來刻畫，讚美他們高尚的品質和純潔的靈魂，體現了作者的理想。
吳敬梓雖然猛烈地抨擊了科舉製度，但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途徑。他理想中的人物，隻是王冕、杜少卿等恬淡避世的逸人隱士。盡管如此，正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這部書仍然是一部優秀的古典小說，開諷刺小說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