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是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中國大地上經曆了長達數十年的戰亂，百餘年的相對穩定和清王朝逐步走向衰亡，這些變化對人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衝擊。表現在文化上，除詩、詞、散文等沒有超過前代的成就，其他方麵，如戲劇創作和小說卻得到了突出的發展。一些傑出的作家，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創作了《長生殿》、《桃花扇》、《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在思想和藝術方麵都具有較高成就的文學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又一個高峰。
清代的詩詞雖沒有大放異彩，但也出現了不少在詩壇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詩人。其中有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禎、鄭燮和袁枚等。
錢謙益（1582—1664年），字受之，號牧齋。江蘇常熟人，明末禮部侍郎，福王時任禮部尚書。著有《初學集》、《有學集》。錢謙益論詩主張“有本”，反對明代七子所標榜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說，對擬古主義作品攻擊甚烈。他認為詩是陶冶性情、流連景物、各言其所說而已，基於此論，他很推崇白居易、蘇軾、陸遊的詩，其詩歌風格接近於晚唐和宋代。其理論和創作對當時和以後的詩作有一定的影響。
吳偉業（1609—1671年），字駿公，號梅林。崇禎年進士。明亡後隱居山林，後被迫出任國子監祭酒。其詩擅長七言歌行，在清初詩壇上有一定影響。他的詩辭藻華麗，音律諧調，既委婉又含蓄，其中亦夾雜沉鬱悲涼。但其語言欠簡練，又常好用典故，致使意義隱晦。其詩的內容多為明清之際的曆史事實，有“詩史”之稱。其長詩《圓圓曲》、《永和宮詞》、《楚兩生行》為一時傳誦的作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他“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頗能道出其詩歌的特點。吳偉業留有《梅村家藏稿》、《梅村集》等遺著。
王士禎（1634一1711年），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王士禎論詩推崇王維、盂浩然，提倡“神韻”之說，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的最高境界。他的詩，長於描寫景物，清新淡泊，自然流暢，風致蘊藏。如其詩《方山道中》雲：“前山白雲外，繚繞一江橫。漁舍參差見，風帆自在行。煙花憐故國，湖海寄浮生。洗盞船頭坐，一聲沙鳥鳴。”又如其詩《江上》雲：“吳頭楚尾路如何，煙雨秋深暗自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可見其詩強調神韻，追求典雅，刻意修飾，但亦可看出由於強調神韻而易於脫離現實。王士禎著有《帶經堂全集》、《漁洋詩話》等。
鄭燮（1693—1765年），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乾隆年間進士，曾作過山東範縣、濰縣知縣，後棄官歸揚州，賣畫度日。鄭板橋出身貧苦，聰穎好學，蔑視權貴，同情人民，性格豪放不羈，能詩、工書、善畫，世稱“三絕”。他主張詩必須反映社會生活，不同意王士禎的“神韻”說。在他的詩裏有很多同情民間疾苦、暴露封建社會黑暗的作品，如畫竹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又如《濰縣竹枝詞》中雲：“繞郭良田萬頃賒，大都歸並富豪家，可憐北海窮荒地，半窶鹽挑又被拏。”等詩詞都是反映社會矛盾的現實主義作品。其著有《鄭板橋全集》。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進士，作過江寧、溧水等地知縣，後辭官，於南京小倉山築“隨園”，世稱“隨園先生”。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等。
袁枚是性靈派的代表，主張詩應抒發人的性情，正如他說：“作詩不可以無我，無我，則剿襲敷衍之弊大。”他反對將詩歌作為單純的衛道工具，主張詩既可闡述倫常道德之理，又可抒發山水男女之情。他還反對追求格調，誇耀學問，而強調“性情”、“靈感”的作用。其《遣興》詩中雲：“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詞。”袁枚的詩能寫出自己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新靈巧，另具風格，但其缺點是過分強調“性靈”，大多抒發個人的遭遇，題材狹窄，社會意義不大。
清前期，散文的創作有了一定的進步，以散文見稱者有侯方域、方苞和姚鼐等人。
侯方域（1618—1654年），字朝中。河南商丘人，有才名，曾參加複社。著有《壯悔堂集》。其文瀟灑流暢，清秀豔麗，但文章多係縱筆而出，多少失於淺薄。《李姬傳》、《馬伶傳》、《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等，均能代表其散文特色，侯方域曾與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有過一段愛情故事，後被孔尚任寫成《桃花扇》流傳至今。
散文在清朝中葉有了長足的發展，其代表是以方苞始至姚鼐等所形成的桐城派。
方苞（1668—1749年），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進士，乾隆時任禮部侍郎，著有《望溪文集》。他一生致力於古文複興運動，建立了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他主張作文的目的在於通經明道，所以必須重視義理，求其根源，繼承孔、孟、程、朱的道統。所謂“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是桐城學派追求的最高標準。他主張文章要“言有序，言有物”即文章要有內容，要講究形式。這種將內容與形式統一起來的文學理論對於糾正空洞無雜的文風有一定作用。但方苞受程朱理學影響很深，思想過於迂腐，定下的框框太多太死，使散文限於誦經明道。但方苞也寫出過一些語言精練、寓意深刻的好文章。例如他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等篇，都是清代散文中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