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視的是，與程朱理學對壘的另一派新儒學，那就是王守仁心學，並與陸九淵的學說合稱為“陸王心學”。程朱理學（又稱“道學”）把抽象的“理”（儒家的倫理道德準則）看作宇宙萬物的本原，主張“即物窮理”，“存天理，滅人欲”，屬於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範疇；陸王心學則將主觀的“心”（人的意誌和道德觀念）視作宇宙萬物的本原，主張“發明本心”、“致良知”，屬於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範疇。王守仁集來明心學之大成，他在全麵繼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論的基礎上，著重對孟子“盡心”說和陸九淵“心即理”說進行了吸收和改造，創建了以注重內心（即人的主觀能動性）為特色的新儒學——陽明心學，從而達到理學發展的高峰。
在陽明心學體係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個最為重要的論題。他的“心即理”直承陸九淵。這一思想很明顯地體現了王的一個論斷：“心外無物”。萬事萬物皆由心而生發。“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第二個“致良知”。良知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它是“未發之中”，不可以善惡分，故無善無惡；當人們產生意念活動的時候，把這種意念加在事物上，這種意念就有了好惡、善惡的差別，他可以說是“已發”，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惡；良知雖然無善無惡，但卻自在地知善知惡，這是知的本體；一切學問、修養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為善去惡，即以良知為標準，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動。
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但是有時候人的判斷會出現錯誤，也就是意之動出現了錯誤，即不能正確地分辨善和惡，把惡當做善，把善當做惡，那麼他的良知也會出現錯誤，從而格物也會誤入歧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此時的心已經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這時就要反諸求己。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了，才能有正確的良知，才能正確地格物。什麼是有理，隻要格物致知來達到一顆沒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實也就是世間萬物的理。天理不是靠空談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實踐，靠自省心中有天理、無私心，就好比世間有規矩、有規律，有規矩就能丈量世間萬物的方與圓。無論有多少方和圓，無論這些方和圓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規律，不然這些規律就是不正確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王陽明最重要的一個思想是：“知行合一。”這是他最為人推崇的一個主張，也是他成為一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於此說，他才得以與朱熹等人徹底“劃清界限”，與陸九淵一道，負手傲立於儒家另一頂峰，讓後人“傳唱”至今。
儒家之學到宋代時，“二程”已是絕對權威，而按此脈絡發展起來形成的“程朱”之學，也已隱然成儒家正統學說，至於其所主張的“知而後行”，自然也被“沉默的大多數”所接受，成為哲學之“主流”，而王陽明以其無匹才華，一針見血地指出其謬誤：“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曆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曆而已先知路之險夷者邪”——由此可見，王之知行合一時是極重視實踐精神的，是講求一種“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所以後世之人，因其乃唯心主義大家而斷言他之論斷與“理論聯係實際”、“理論實踐相結合”是毫不沾邊的，實乃武斷。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比孝順父母，心中有這個意念還不能算做孝，必須在實際行動中有所體現，並且在孝順父母的過程中，奉養得宜，讓父母舒適滿意，這就是實踐。表麵上看這個實踐好像是在對客觀的父母進行作用，其實是對自己的本心進行作用，萬物皆在本心。這個孝順父母的天理並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沒有教我們要我們孝順他，這是純粹發乎沒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後，我們的孝順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宋元明時期，是中國文化和哲學思想發展的一大高峰。王陽明心學把儒學思想提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但是，我們又忍不住感歎，這些思想再怎麼提高與發展，都是在別人基礎上更進一步而已，而獨樹一幟的哲學思想卻再沒有出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