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顧吉辰先生對此口號的存在表示懷疑，提出一係列論據。
首先，宋人對此口號的有關記載，最早是北宋神宗時期曾鞏的《隆平集》、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和徽宗政和間李攸的《宋朝事實》，然後是南宋楊仲良的《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彭百川的《太平治跡統類》、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最後是元末脫脫的《宋史·樊知古傳》和明代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北宋曾鞏、王辟之主要活動於神宗時期，相去此次起義至少也有六七十年。其他諸人在南宋及之後，離起義相遠二三百年以上。然而從記載的文字和內容上看，幾乎相同，毫無新見，顯然是互相轉抄的結果。
其次，查檢北宋太宗時人們修撰的載有與此次起義有關內容的官私書冊，均不見此口號。如《宋會要輯稿·兵，刑法》、《宋太宗實錄》卷七七、《宋大詔令集》卷二，還有太宗淳化五年知成都府事張詠的《乖崖先生文集》、《乖崖集存卷》，及其他有關淳化五年前後的實錄、詔書、文集、碑銘……都找不到王小波的這個口號。乃至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諸朝人在記載此次起義時，也同樣不載這口號。如宋祁《景文集》卷六二，範仲淹《範文正公文集》卷一一，韓琦《安陽集》卷五，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二，蘇舜欽《蘇學士文集》卷一四，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呂陶《淨德集》卷二四，王安石《王臨川全集》卷八九，蘇轍《欒城集》卷三六，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曾鞏《元豐類稿》卷四七，王素《文正王公遺事》，還有《玉壺清話》、《湘山野錄》、《東軒筆錄》等，都不見有此口號的記載。另外，兩宋之交和南宋時期一些人的著述中，在提到此次起義及相關人物時，同樣沒有這口號的記載。
再看上述記載此口號諸書籍的淵源關係。南宋楊仲良的《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彭百川的《太平治跡統類》、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三書文字主要錄自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然而查閱李燾《長編》的有關章節，卻根本找不到此口號的記載，這不能不使人懷疑三書有擅增之嫌了。《長編》記錄史事恪守“寧失之繁，無失於略”的原則，其取材之廣博無須贅言，它不載此口號，說明當時應該沒有此事，因為李燾不會疏忽到這個程度。可見是由於楊氏的擅增，而彭、陳二書照抄，而出現三書之記載。
李攸的《宋朝事實》和《宋史·樊知古傳》，視其文字內容，大致依據《隆平集》所載，且相襲了有關訛誤。查《宋史》有關紀、傳，如《太宗紀》、《真宗紀》及《吳元載傳》、《趙昌言傳》等，一些直接鎮壓此次起義的官吏、將領和宦官的傳記中，都不載此口號。而樊知古這位與此次起義關係不太密切的人物中，卻出現了這口號，令人頗感不解。
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書中所記大都是當時士大夫的“談議”，為道聽途說之間接材料，其真實性就令人懷疑。在王安石變法時，他的政治態度是站在司馬光一邊，因此很有可能利用太宗在蜀設置博買務一事，借古諷今，來反對王安石的市易法，同時用“燕談”的形式編造了這個口號。
曾鞏的《隆平集》，恐怕是宋人最早記錄此事的書籍。而《隆平集》記事多誤，早有人提出過批評，還懷疑《隆平集》並非曾鞏所撰。《隆平集》中《王小波李順傳》的記載中，確實是錯誤百出，如時間、人名不對，事實細節有誤，不一而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鞏反對王安石變法，其所撰史事有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傾向。這裏主要是借太宗在川峽設置博買務和壟斷商品貿易等事件，來反對王安石的市易法，即認為在成都設立市易務，也就會爆發王小波、李順起義之類的事件。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九有一段記載說，熙寧七年正月，朝廷派三司官員李杞考察成都府設置市易務的利弊。其後，神宗與諸臣論及市易法，禦史中丞馮京說：“過去西川因榷買物，導致王小波之亂，故今許多人以此論說市易法。臣查閱《太宗實錄》，實無此說。”宰臣王安石也說：“王小波之亂是饑民太多，官府又不管，遂相聚為盜。而史官乃歸咎於朝廷搬取蜀物上供太多而導致的，不知中央取後蜀府庫之物上供，與饑民有什麼利害關係？”馮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他都認為博買務導致王小波起義之說不能成立，也沒有根據，說明此事的有關記載應有問題。王小波起義的主要原因，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載，是川峽旱災嚴重，政府賦斂急迫，物價湧貴，農民失業，饑民眾多所引發的。而《隆平集》、《澠水燕談錄》所記搬物上供、博買務等是別有用心地捏造，其中“均貧富”口號也是捏造出來反對王安石變法有關內容的，所以有關此口號的記載是不可信的。
幾年後，張其凡先生提出反駁，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