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隻強調川峽土地高度集中，還不足以概括宋初川峽地區紛繁複雜的社會形勢，也不能準確說明川峽反宋武裝起義在北宋初期爆發的主要原因。指出當時川峽地區社會的主要矛盾應是川峽人民同北宋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川峽地主階級同當地人民的土地占有矛盾隻是第二位的。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在談到此次農民起義原因時說：當地官員“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遊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為盜”。太宗曾考核川峽州縣長吏，不法者多達百餘人，隻有彭山縣令齊振元以所謂“清白強幹”受到表彰，而其實際上是個專暴的貪官，百姓恨之入骨。其吏治之汙濁，可以想見。淳化五年二月，正當農民起義掀起驚濤駭浪之時，朝廷把分封在四川的益王（太宗之子趙元傑，任成都府尹、西川節度使諸職）遷徙到東南改封吳王，原因顯然是為了平息以益王為首的四川官府激起的民眾怨憤，緩解官民矛盾，而不得已采取的應急措施。平定起義後，太宗下的罪己詔中也如此闡述：“朕委任不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同時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政府的賦役苛重，不但二稅的征收比其他地區繁重，還有各種苛捐雜稅，官府敲骨吸髓，無所不用其極。參加鎮壓此次起義的宋軍“行營先鋒”石普，見宋太宗時說：“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宋史·石普傳》）所以王小波、李順的起義主要是由於賦役沉重所引起的，而不是土地兼並的結果。宋代農民其實對土地問題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其“均貧富”口號主要是針對賦役負擔不均的不滿。
還有學者認為，這次起義的爆發與當地的民間宗教信仰有關。如與青城縣一帶的水神崇拜有密切關聯，起義領袖之一的李順曾主持了灌口二郎神的祠祀活動，《皇朝事實類苑》卷二三《官政治績·程文簡》條載，程琳知益州時，曾取締此類迷信活動，謂“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老學庵筆記》載，王小波曾在起義前宣傳：李順是蜀王孟昶的遺孤，蜀國為宋軍滅亡時，摩訶池邊有一錦箱，裏麵錦衾中裹一嬰兒，有紙片書“國中義士為我養之”。知道其出於宮中，遂將李順養育成人。王小波之所以選擇李順來冒稱蜀王之遺孤，很可能因為李順是灌口神祠祭祀活動的領袖之一，宣傳其起義也有恢複大蜀政權的合法背景。《老學庵筆記》卷五說，“成都江瀆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坐，從者甚眾。邦人雲：蜀賊李順也。”陸遊在成都為官，離此次起義已隔一百八十多年，而這堵壁畫還保留著，說明李順在四川民間信仰中仍有相當威望。總之，民間宗教信仰也是這次農民起義的原因之一。
農民“均貧富”的口號
1949年之後，史學界對農民起義的研究不斷升溫，不少論著在評述宋初王小波、李順起義時，對其提出的“均貧富”口號給予極大的關注，往往將其作為中國農民起義史的一個裏程碑來加以肯定和宣揚，認為這個帶有農民革命綱領性的口號，在我國農民戰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對推動曆史發展有著巨大的功績。然而，近年來有學者對這個口號表示懷疑。
起義初始，王小波就對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民大聲疾呼：“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這話真說到農民心裏去了，表達了廣大農民要求平均土地財富的強烈願望，得到貧苦大眾的廣泛響應，以致起義隊伍很快發展壯大。不久，起義軍又攻下眉州彭山縣，把曾受皇帝親詔嘉獎的“清白強幹”的縣令齊元振抓了起來，處以死刑，剖開他的肚子，塞進他家的錢財，表達了農民對這類貪官汙吏的蔑視，主要是將其所搜括的大批財物散發給貧民，剝下了貪官“清白”的畫皮，也進行了一次“均貧富”的實踐。
王小波犧牲後，李順為王，也努力貫徹此“均貧富”口號，對此實行了一些具體措施。如據《夢溪筆談》諸書記載，起義軍每占領一地，李順就悉召當地鄉裏的富人大姓，令其如實報上家裏的所有財產和糧食，扣除其家人所用之外，其餘全部調發，大賑貧乏民眾。對不肯聽命的官僚地主，就發動百姓揭發，指引豪家老財的收藏地窖，將其中隱藏的財物挖出來。經過激烈鬥爭，地主家的“屋宇”、“車馬”、“財貨”、“糧食”之類，大都分配給群眾。查考起義軍的事跡，似乎此口號曾為這次農民起義的革命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