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史料歸納，宋代東南地區，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殺嬰兒的現象與風俗已相當普遍。“不舉子”之風嚴重敗壞了社會的倫理道德，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政府嚴刑禁止。官府確也采取多種措施，企圖加以製止，如從刑法上嚴殺嬰之禁，甚至對地方官吏也予一定處分；頒布胎養法，在徭役諸方麵予孕婦之家以寬免；設立舉子倉和置舉子田，以資助貧困之家養子；立養子法，準許民戶領養被遺棄的幼兒等。盡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申嚴勸誘，纖悉備至，但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它與中國千餘年來多子多福的文化傳統完全相悖，其原因何在呢？
學者陳廣勝撰文進行了一係列分析，指出首先是人多地少的生產關係矛盾在起主導作用。在我國人口發展史上，宋代首先突破一億大關。比漢唐人口最高額幾乎增加了一倍多。人口增加最快的東南地區，其耕地開墾得也最徹底，以至於很少再有荒地曠土，尤其是福建路，“土地迫狹，生籍繁多，雖磽確之地，耕耨殆盡，畝直寢貴”（《宋史·地理誌》）。隨之而來的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所以《宋史·食貨誌》分析說：“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範致明《嶽陽風土記》也說，荊湖北路“鄂州之民生子，計產授口，有餘則殺之，大抵類閩俗”。說明人多地少，不能維持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供給，是宋代不舉子風俗盛行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沉重的人頭稅。宋代官府不但承繼了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稅，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其中丁賦（人頭稅）成為廣大民眾的沉重負擔。其丁賦承繼五代，以東南地區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談到，福建“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鬥五升”。《淳熙三山誌》卷十載，三山地區（今福州）“鹹平初，夏稅及身丁錢總二萬九千七百有餘，大中祥符四年，詔放身丁錢，獨夏稅七千六十九貫有奇”。身丁錢高達夏稅的三倍之多。《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百四說，南宋初期，荊湖南路（今湖南一帶）“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鬥者”。朱熹《朱子語類》中也說到，兩浙地區“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見宋代的各色人頭稅花樣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著說：“南方地狹人貧，終年傭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範成大也說：“處州（今浙江麗水）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宋會要輯稿·食貨》也載：“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舉。”趙善臻《自警篇·濟人》雲：“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納，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江南東路的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諦》）。可以說統治者殘酷的人頭稅壓榨，是民眾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統治者一方麵立法想製止這一風俗，一方麵又以超強剝削法推動這一風俗。連皇帝都承認，“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五二），但統治者根本不會有改變這一賦稅結構，來“救救孩子”的念頭。
還有諸子均分的財產繼承問題。不舉子之風不隻盛行於貧困之家，而且也蔓延到衣冠富戶和士大夫之家。楊時《龜山集》卷三談到，福建的建州、劍州、汀州和邵武諸地，民眾多計劃生育，習以成風。雖士人間亦如此。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所以許多地區，衣冠之家，往往唯有一獨子繼嗣。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父兄懼怕繼生子弟分割家產，常常溺殺嬰兒。如《宋會要輯稿·刑法二》在述及福建民風時稱，衣冠之家，家產一旦分割之後，繼生嗣續，不及繈褓，一切殺溺。主要是擔心其更分家產，建州一帶此風尤甚。宋代財產私有製得到進一步發展，土地兼並激烈，衣冠之家如果不加限製地生兒育女，家產被分割過散，不但不能維持其原有的社會地位，而且很可能被人兼並而淪為貧民，為避免家道中衰，隻有出此下策。朱鬆《韋齋集》就談到，即使“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己貲，輒從旁取殺之”。這似乎是衣冠之家防止自己的社會地位遽然下降的一種手段，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