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問題又緊隨其後來了，到底是哪一種瓷器為正統的哥窯作品？對於龍泉的黑胎青瓷，目前有兩種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黑胎青瓷就是古代文獻中所說的正統的哥窯產品，它與文獻記載的特點相吻合，科研工作者在化驗了諸種瓷器的標本後，結論是：“龍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統的哥窯這種說法是有相當根據的”；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龍泉的黑胎青瓷不是正統哥窯，而是仿官窯的作品，由於哥窯、弟窯故事本身值得懷疑，所以其文獻材料也是不可靠的。《格古要論》在談官窯時提到：“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窯，偽者皆龍泉所燒者，無紋路。”另外，其器物造型與杭州官窯有不少共有的式樣，所以，龍泉的黑胎青瓷是仿官窯的作品。部分科研工作者在化驗了黑胎青瓷標本後，也同意其仿官窯的說法。這樣，有關文獻記載的“哥窯”其實不是真正的哥窯，而隻是龍泉窯。
科研工作者在化驗了諸種瓷器的標本後認為，“傳世宋哥窯不在龍泉燒造之說是可以接受的”。那麼這些傳世哥窯瓷器的產地在哪裏呢？許多人認為它在江西，有人指出傳世宋哥窯在好多方麵和景德鎮的同類作品比較接近，所以很可能是宋以後景德鎮所燒製的。有人指出景德鎮明代仿官、仿哥成風，這類仿製品流傳下來的很多，且許多都仿製得相當成功，可以假亂真，所以傳世哥窯作品很可能是景德鎮仿燒的偽品。也有人以為，景德鎮能夠仿製哥窯，說明哥窯不在景德鎮。還有人認為在江西的吉安永和窯，也就是宋代的吉州窯，《格古要論》中提到，此地還有一個碎器窯。兩窯明代都仿燒過哥窯，也仿製的相當逼真，而碎器窯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成書於萬曆十九年（1591），在談到“官窯”時說：“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窯在鳳凰山下……哥窯燒於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從後兩句分析，似乎哥窯的燒製地點在杭州。高濂此說不知何本？
也有學者指出，這數十件傳世哥窯作品，有各式瓶、爐、洗、盤、罐等，論胎有薄厚，胎色也不一，胎質又有瓷胎和砂胎之分。釉色也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黃等。從時間上講，也應有出產早晚之別，如上述所謂舊哥窯、新哥窯。那麼其產地也恐並非隻有一個地方的瓷窯。總之，情況是相當複雜的，人們的各種猜測也隻能是猜測而已。
宋代“不舉子”風俗
“不舉子”即生子不育現象，古代社會一般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而宋代卻演變成一種社會風俗，並盛行於社會秩序相對安定、經濟比較發達的東南地區。它與中國曆來多子多福的思想文化傳統完全相悖，那麼宋代東南地區出現這一風俗的原因何在呢？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今湖北一帶），“嶽、鄂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縣），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東坡誌林》）。朱熹父親朱鬆《韋齋集·戒殺子文》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福建一帶殺溺幼嬰的風俗最盛，朱鬆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陳淵《默堂先生文集·策問》也說：“不舉子之習，惟閩中為甚。”王得臣《麈史·風俗》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據《道山清話》載，宋神宗、哲宗時的宰執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屬福建），“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載，江南東路（今江蘇、安徽、江西一帶），“東南數州之地……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宣、歙（今安徽）為基，江寧（今南京）次之，饒、信（今江西）又次之。”而兩浙路（今上海浙江一帶）是宋代社會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一些地方殺嬰棄嬰之風也很嚴重，“衢、嚴（今浙江建德）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