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圖中沒有標明作者為誰，宋代有關的史籍中也沒有明確記載，使得後世學術界對該圖的繪製者產生多種推測。有學者推測其製圖者可能是北宋初年的樂史，他是當時宋代地理總誌《太平寰宇記》的作者，該書有二百卷，取材廣博，考尋精密，內容豐富，足見樂史在地理知識方麵的學涵功底。不過他隻繪製過《掌上華夷圖》，疑為唐代賈耽《海內華夷圖》之簡縮本，這可能與西安《禹跡圖》同一石刻背麵的《華夷圖》有一定關係，而與《禹跡圖》是否有直接的關係？由於製作時間要相差百年左右，還是提不出多少有力的證據。
有學者認為，繪製者是北宋名著《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沈括曾長期從事地理學和地圖繪製的工作，熙寧九年（1076），他在三司使任內曾奉敕編繪《天下州縣圖》，或稱《守令圖》，於元祐二年（1087）完成，進獻朝廷。此圖共包括“大圖一軸，高一丈二尺，廣一丈；小圖一軸，諸路圖一十八軸。”（《長興集》卷十八）而《禹跡圖》很可能就是其中的“小圖一軸”。另外，元豐三年（1080）時，沈括在陝西任延州知州，也很可能就是這時他在長安繪製了《禹跡圖》。晚年，沈括回鎮江定居時，又將長安《禹跡圖》的副本交給府學保存。於是，鎮江府學根據此“長安本”再次繪製刻石，這就是《禹跡圖》在長安和鎮江有相同的兩方石刻的由來。似乎其證據非常有道理。
但很快就有學者提出反駁，理由有六條。一是圖的名稱不同，沈括奉敕繪製的是《天下州縣圖》，或稱《守令圖》，其他還畫過《熙寧使虜圖抄》及相關的地形模型圖，從沒有與《禹跡圖》相關的記載。二是圖的比例不同，沈括的《守令圖》其比例是“二寸折百裏”，而《禹跡圖》則“每方折百裏”，縮小了一倍。三是圖的內容不同，《守令圖》標錄“天下州、府、軍、監、縣、鎮”的所有名稱，內容詳實；而《禹跡圖》隻標州、郡名稱，沒有縣、鎮名稱，其實連州郡名稱也遺漏不少。四是圖的體例不同，《守令圖》是以熙寧五年（1072）之前全國分為一十八路時的政區體例和地名為準；上已指出《禹跡圖》體例混亂，如將其少量的古地名略去不計，看成宋時的當代地圖，其依然沒有一定的標準，地名的取舍在時間尺度上還是相當混亂。五是圖的繪製水平不同，《守令圖》十分精細，圖分二十四至，以天幹地支命名；而《禹跡圖》則僅有分格，並未用幹支卦名標明行格次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四川榮縣發現的繪製於北宋末年的《九域守令圖》，幾乎全部包括了北宋末年所轄的府、州、軍、監和縣，應比較接近沈括所繪製的《守令圖》，其州縣的相對位置，山東半島、杭州灣、雷州半島的海岸線，都要比《禹跡圖》準確得多。六是沈括知延州時，忙於官府公務與西夏戰事，幾乎無暇製圖立石，也並未到過長安，後來戰事失利，沈括被罷官而編管隨州。晚年雖在鎮江，但鎮江《禹跡圖》並非“依沈括原本刊”，而是“依長安本刊”。總之，找不到沈括繪製《禹跡圖》的直接證據。
那麼，這幅《禹跡圖》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還是無法回答。
最早的紙幣北宋鈔版
北宋鈔版作為中國最早紙幣的印板，當然也是世界最早紙幣的印板，有人將其看作中國貨幣文化寶庫中的鎮國之寶。但是由於版麵圖案文字與宋代有關記載不符，學者們猜不出它到底是宋代的何種紙幣。更令人疑惑的是，現隻存拓片，而實物已不知去向。那麼它果真是宋代紙幣的印板嗎？
宋代出現了紙幣，它不僅是中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人們往往頗感自豪，以為宋代的商品經濟和相關文化已經發展到如何的高度。其實不必太過於沾沾自喜，因為宋代的紙幣發行實在處於一種相當混亂的低級階段，不但種類繁多，有交子（官交子、私交子）、錢引、會子、關子、小鈔、關外銀會子等，而且各地有別，如分四川交子、陝西交子、四川錢引、陝西錢引、淮南交子、湖北會子、四川會子等，讓人眼花繚亂，難以理清。發行時，雖說有“界”，有限額，然而一旦國事需要，官府便會濫印而導致市價大跌，國家常以這種令錢幣大幅度貶值的手段對人民進行瘋狂掠奪。
有關中國貨幣史的著作，大都會存有一張宋代紙幣印板的拓片照片，此印板俗稱鈔版，或被看作中國貨幣文化寶庫中的鎮國之寶。鈔版拓片呈長方形，長約十七厘米，寬約十厘米。上半部頂端是兩排圓形的錢幣圖形，每排五枚，一共十枚。下麵豎立七行文字：“除四川外，許於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並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下半部為木屋人物圖畫，好像在一個倉庫中，有三個人在搬運一大袋一大袋的貨物。鈔版無紙幣的名稱，且隻有一個版麵，不知是否還應有另一版麵？所以它在宋代究竟屬於哪種紙幣的印板？長期以來，中外曆史學家、錢幣學家，尤其是貨幣史學家都一直在試圖尋找正確的答案。
宋代鈔版約出現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可能很快流入日本。1937年，日本人奧平昌宏在《東亞錢誌》上撰文，認為鈔版是南宋的“會子”。1942年，中國錢幣學家王蔭嘉在《泉幣》第九期上發表文章，認為鈔版是北宋的“交子”。然而“交子”主要在四川行使，而此鈔版上卻有“除四川外”的文字，可見一般不應是四川交子。不過學者們大都開始認定它應是北宋時的紙幣。1950年代，彭信威《中國貨幣史》認為它是“官交子或錢引”。1960年代再版時，又改為“錢引”，“可能是崇觀年間四川以外各路所行的錢引”。到1980年代，千家駒、郭彥崗的《中國貨幣發展簡史和表解》把它稱為“北宋的官交子或錢引”。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認為是“北宋的錢引”。其實，北宋末的錢引主要是替代四川交子的新紙幣，雖然發行範圍有所擴展，但四川依然為其行使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