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劉成仁《略論兩宋商業的高漲繁榮》和葉世昌《錢引乎？小鈔乎？》兩文，分別提出此鈔版應是北宋崇寧五年（1106）朝廷為收回當時錢而發行的“小鈔”的印板。葉世昌詳盡論證了有關理由：小鈔是北宋末年發行的四川以外地區流通的全國性紙幣。所謂“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按宋代以七十七文為百的省陌製度，這是一張麵值一貫的小鈔。發行小鈔是官府臨時性的措施，沒有正式的紙幣名稱，所以印版上沒有名稱。文章引舉了宋人《浮沚集》、《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諸史籍的有關史料加以論證，似乎頗有說服力，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吳籌中、吳中亞《兩宋鈔版新探》也認為是北宋小鈔，指出朝廷發行小鈔收回銅錢，而四川不用銅錢，所以有“除四川外”字樣。並對鈔版的名稱、麵值、圖案、文字等作了辨析，認定是真品，是中國貨幣文化寶庫中的明珠。
南宋後期人謝采伯《密齋筆記》載：“崇寧五年敕節文：小鈔，知通監造，書押、印造、樣號、年限、條禁，並依川錢（引）法……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略同：上段印‘準偽造鈔已成流三千裏，已行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泉山；下段平寫‘一貫省文’，守悴姓押子（字）……而大觀小鈔民以為便者，造之有限而換之有信也。”這段史料記載的小鈔版麵與上述鈔版文字圖案完全不同。問題是這“大觀二年第一料”是首次發行小鈔，還是此前崇寧五年已發行了一界？如果有二界小鈔，那麼其文字圖式是否一樣？這些問題，沒有史籍資料可以做出滿意的解說。不過我們以為，即使承認有二界小鈔，隻相隔二年所發行的同一種紙幣，其版麵文字圖案不應差別如此之大。
次年，喬曉金、衛月望撰文《宋代鈔幣“官交子”、“會子”質疑》認為，北宋版鈔應與私交子或私錢引接近，而不應是官府發行的官交子或官錢引。因為它缺少封建官府典章文物的嚴肅性，絲毫沒有官造文書的氣息，更不是小鈔。並指出北宋版鈔發表時，未談出土地點與流傳經過，皆屬來曆不明之物。所以它是否為真品，是值得討論的。質疑發表後，引起美國、加拿大，以及台灣等地學者的響應，紛紛對其真實性提出懷疑。其中，懷疑它是私交子的說法也是基本不能成立的，私交子主要流行於四川地區，且鈔版上“許於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之語，也應是官府的口吻，私交子不可能有這樣的權能。
不過，對這塊鈔版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確是很有道理的。此鈔版今已失蹤不見，或說其流往日本，或說其不知去向。那麼，製造這塊鈔版的材料是否為宋代之物？這塊鈔版到底是如何流傳下來的？這塊鈔版如今又在哪裏？這些問題難以解決，又何談其他呢？
汪聖鐸《兩宋貨幣史》指出：此印板肯定不是四川交子或錢引的印板，因為拓片文字標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紙幣印板，它隻能是四川以外的錢引或小鈔的印板。但疑點重重：一、來曆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是怎樣流傳下來的不見記載。二、它的圖形文字過於粗糙，文字歪歪扭扭，特別是將它與同時期的印刷品比較，更感到它不像官方紙幣印板。三、拓片文字也有可疑之處，如“公私從便主管”、“流轉行使”這樣的話，不但不通，也似不見於同時期的其他文獻。四、無法見到原物，無法考察其質地、外觀等。所以，盡管比較而言，講它是小鈔印板更近於合理，但是要證明這一點，還缺乏有力的證據。
傳世哥窯瓷器窯址
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哥窯”，其傳世的數十件作品可說價值連城，為北京、上海、台灣的博物館所收藏，它在中國陶瓷史上可說是輝煌過一時。然而，其產地在哪裏，如今卻無人知曉。
在我國數千年的陶瓷發展史上，宋代陶瓷興盛繁華，占有光輝燦爛的一頁。宋代陶瓷，曆來有“汝、官、哥、定、鈞”五大名窯之稱。其中除定窯外，其他四座均屬官窯。所謂“官窯”，即為適應宮廷皇家貴族的特殊需要而進行生產，由朝廷直接控製的官辦瓷窯。其瓷器的造型、釉色、裝飾，主要根據朝廷有關專家設計的樣式進行生產，在工藝上要求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工匠也是挑選民間最為優秀者。其產品完美典雅，質地優良，製作精細，專供宮廷享用，隻準收藏於宮中，嚴禁流散民間。其工藝技術也對民間絕對保密，甚或其產地也是秘密的，決不允許民間模仿和推廣，同時宮廷需要時就興盛，不需要時就廢棄，生產範圍很小，延續燒造的時間一般也較短，於是更增添了其皇家器物的高貴神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