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學者認為，活字印刷術從鑄造單字、鐵板排檢到加固印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尤其是先要鑄造出數以萬計的單字，其中哪些字應各造多少，然後采用當時較為先進的“音韻分類排檢法”按規律編排起來，其中的工作操作起來是非常複雜的，沒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不能勝任的。同時，其工作量不小，需要雇用工匠，甚至花費數年的時間進行試驗和改進，如從木活字到泥活字的改進過程定有不少困難，它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也是難以辦到的。如元代王禎為印《農書》，單用工匠製活字就花費了兩年時間。清代瞿金生使用了十五個人力，經三十年才造出十幾萬泥活字。宋朝的工匠地位低賤，一般很少讀書識字，不具備相當的文化素質；同時收入微薄，生活艱難，不擁有一定的經濟財力，所以一般刻字工人是難以完成這項艱巨工作的。
那麼，是否可以假定刻字工人畢昇是在出版商人的支持下創造了這項技術的呢？可能性也不大，因為如果真是如此，其發明成果必然會冠以出版商的名字，有關印刷器材也必然歸主人所有。而《夢溪筆談》最後說：“昇死，其印為餘群從所得，至今保藏。”由此，從發明、試驗和使用活字印刷術所必須具備的文化素質、資金財力及技術助手等方麵的條件分析，畢昇決非是一般工匠，而應該是有殷實家底和熱心圖書出版事業，並有一幫“群從”的實力人物，可能就是書商。《夢溪筆談》說畢昇是“布衣”，泛指平民，有可能是頗具文化素養的讀書人，有可能是未入仕途的鄉紳，有可能是民間的文化出版商人。
總之，種種說法其實都拿不出確切可靠的證據，而隻能作一些猜想罷了。
最早的石刻地圖《禹跡圖》
現存中國最早的石刻地圖之一——宋代的《禹跡圖》，現存有相同的兩方，分別收藏於陝西省博物館和鎮江博物館。李約瑟稱此圖為“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地圖，是宋代製圖學家的一項最大成就”。然而它的創製者卻已湮沒，學者有所推測，但拿不出過硬的證據。
宋代繪製的《禹跡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地圖之一。現存兩方基本相同的石刻《禹跡圖》，一在古城長安，即今陝西西安，保存在陝西博物館的碑林中，此圖約製於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至哲宗紹聖元年（1094）之間，刻石於南宋時偽齊阜昌七年（1136），其背麵還刻有《華夷圖》。一在古城潤州，即今江蘇鎮江，藏於鎮江博物館內，此圖製於北宋元符三年（1100），“依長安本刊”，刻石於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華夷圖》相傳為宋遼人根據唐代賈耽《海內華夷圖》縮小十倍的製圖，而《禹跡圖》內容是根據《海內華夷圖》中心《禹貢》九州部分縮製，因而稱《禹跡圖》。其比較著重水係的表示，海岸線、黃河、長江及其主要支流畫得較為準確，也最為醒目，頗接近今天的地圖。
此石刻地圖長寬各一米左右，圖中采用計裏畫方的繪製方法，就是將石麵地圖分成等份的方格，橫方七十，豎方七十三，總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是目前看到的中國曆史上最早的畫有方格的地圖。上麵再畫以水係、海岸，標上山川、州郡的名稱。標名的州郡區劃有三百八十多個，標名的河流近八十條，標名的山脈有七十多座，還有湖泊五個。其圖布滿方格，是帶有一定數學基礎的全國性地圖，表示中國古代的地理繪圖已達相當水準。英國的中國科技史權威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一書中，稱此圖為“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地圖，是宋代製圖學家的一項最大成就。”
以鎮江的圖碑為實例，其高約九十五厘米，寬約九十厘米，厚有十一厘米，上方寫有：“禹跡圖，每方折地百裏，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元符三年正月依長安本刊。”左下角記：“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俞篪重校立石，馮遂鐫。”原立文廟牆上，作為府學教學用圖。元、明、清數百年中曆盡劫難，曾被掩埋，曾遭兵火，總算得以保存了下來，此圖為研究中國地圖學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然而其行政區劃的體例存在較大弊病，就是圖中古今地名交錯，保留有部分的唐代地名，甚至有更早時期的地名，如夜郎、珍州、儋州等，但主要為宋代或者說當代地名，混亂的是當代地名下不注古地名，古地名下也不注當代地名，沒有一處是互相對照的，使人們頗費猜測：它到底算古代地圖，還是宋時的當代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