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還是出在結婚之後，關於其丈夫，留下的記載實在寥寥，連姓名都無從查考。不過決非上述描繪的長相醜八怪的市井平民，而是一位讀書士人。可能是南宋州學的“外舍生”，曾數次科舉落第，後來便留在朱家東軒書房中借讀。她作有《送人赴禮部試》一詩，鼓勵丈夫發憤圖強，不要由於應試失敗而氣餒，要學東漢馬援六十二歲仍能率師出征，老當益壯，力爭再試成功。可以想見，她此時對丈夫寄予的一片深情和厚望。
可能她丈夫始終沒能在科場上取得佳績，不過通過某種辦法，也終於獲得了一官半職。由於官職卑微，所以《斷腸集序》有“嫁為市井民家妻”的誤說。此後，朱淑真一度隨丈夫遊宦吳、越、楚、荊諸地。其間所作詩詞，不見有對各地名勝古跡的遊覽吟詠，常有度日如年之感覺，表達出異乎尋常的思家之情，最終出現“巧妻常伴拙夫眠”的哀歎，說明兩人已產生感情裂痕。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在此時竟然尋花問柳，公然討起了小妾，甚至明顯冷落了原配之妻。朱淑真再也抑製不住滿腔的怨憤，其《愁懷》道：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
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以休生連理枝！
另一首說得也同樣清晰：
荷葉與荷花，紅綠兩相配。鴛鴦自有群，鷗鷺莫入隊。
對於這位在青少年時期如此熱愛生活，且又“才容冠一時”“罕有比者”的大家閨秀來說，追求幸福的未來已不止是理想，而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信念。然而，婚後的生活發展到這樣的結局，不啻是當頭一棒。舊日美妙的夢想已成泡影，過去曾有的感情也蕩然無存，婚姻如此快的走向死亡，讓朱淑真猝不及防。問題是：朱淑真在這一家庭情變中是如何應對的？
有學者認為，朱淑真賭氣回到娘家，和丈夫斷了音信而獨守空房。其《菩薩蠻》歎道：“山亭水槲秋方半，鳳幃寂寞無人伴。”對丈夫還是時時在苦苦思念，如《恨春》中說：“春光正好多風雨，恩愛方深奈別離”也很想寫幾封書信去表白和規勸，其《初夏》這樣說：“待封一掬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幸人。”但其丈夫就是不回心轉意，甚至連一點慰藉之語都沒有，就是說受到丈夫的遺棄，終令朱淑真愁斷肝腸，恨斷肝腸！一病不起，含恨而逝。
也有學者認為，按朱淑真的性格，要愛就愛得轟轟烈烈，不愛就幹脆毅然決絕。是她主動提出夫婦離異，並斷定她回到臨安娘家之日，便是夫妻斷絕往來的起始，從此兩人分道揚鑣。朱淑真雖主動擺脫了婚姻的桎梏，但她的身份畢竟是一名“棄婦”，在封建禮教和傳統偏見的雙重壓迫下，其處境是不難想像的。這一時期的哀音怨歌，在《斷腸集》中俯拾皆是。為了解脫苦悶，朱淑真嚐試皈依佛門，以“幽棲居士”為別號。
如果朱淑真僅是在以淚洗麵或齋房拜佛中度過餘生，那她隻是一名可憐可憫的弱女子，她的作品也不會引起我們太大的震動。難能可貴的是，她不甘心屈服，她還年輕，愛情的火焰還沒有熄滅，她不惜用生命的力量，向禮教作了勇敢的抗爭。具體來說，就是又發起一段“牽情於才子”的戀愛故事。
一次西湖春日的詩會中，朱淑真邂逅了一位風流倜儻的青年詩人，頓時萌生了好感，兩人作詩唱酬，建立了友情，此後常常互送詩箋，孤燈相思。第二年的元宵節燈會，他們又相會在一起，互相傾吐了情愫。朱淑真的詩作《元夜》，記錄了這銷魂的時刻：
火樹銀花觸目紅，揭天鼓吹鬧春風。
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驚心憶夢中。
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常任月朦朧。
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
此詩記載了朱淑真當時複雜的感受：有意外的欣喜，也有沉痛的經驗，有真情的陶醉，也有清醒的展望。自此以後，兩人的約會和吟箋漸少，從春至秋，現實越來越明顯告之：這段戀情是不會有收獲了。到下一年的元宵夜，沒有燈火，沒有笙歌，在黑夜中隻有女詩人在流淚抽泣。朱淑真可能就死在此後不久，從《斷腸集序》所謂“不能葬骨於地下”及“九泉寂寞之濱”諸語的暗示來看，她可能是投水自盡的，她用生命向黑暗的現實提出了最後的控訴。父母將她的詩作付之一炬，看來是遵從她遺囑的要求所為。這一悲劇，與《紅樓夢》黛玉焚稿相似，是這位薄命才女對人世間的徹底絕望和徹底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