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不同意見者認為，現存該畫的起點是汴京郊外小道，並非是什麼街坊。據《清明上河圖記》有關題跋所載，原先那幅有徽宗禦筆題簽且加蓋禦璽的真跡，所繪內容幅度很大，係從汴河東水門外十餘裏的荒郊開始，一直畫到城中宮苑，而不止是清明坊到虹橋汴河西岸這點距離。清明坊不過是一個極小的地名，畫家此作品是呈獻給皇帝的重要禮品，不應選此小地名作為一幅畫麵如此宏大的作品的名字。還有學者指出，從《東京夢華錄》諸書上反映，人們習慣上已多用街巷名來稱呼某個地區或某建築物所在地，而不是用街坊名。這一點張擇端應該清楚，所以如用“清明坊”來命名此畫，不說東京以外的人不明白其含義，就是東京城內的人也未必都能知曉。更何況此畫所繪東京市容究竟屬於哪個部位，爭論分歧也很大。如有人認為是位於東京新城東水門內外到舊城裏東南部，有人認為全是東水門外的虹橋上下一帶，也有認為應位於舊城東角子門內外，或籠統認為是汴京城郊的汴河到城內街市。其實不管它反映的東京市容有多逼真，既然是藝術品，就必然有虛實，有誇張。所以稱此畫麵如此恢宏的作品，主要在畫某一街坊的說法本身就難以成立。
一說“清明”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常用的作為“太平盛世”的稱頌之辭。《詩·大雅·大明》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毛傳：“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後漢書·班固傳》有謂：“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可見“清明”本義在於指統治的平順，往往稱頌盛世。張擇端初繪此畫，於北宋徽宗宣和年間，當時社會雖然危機四伏，處於動亂前夕，但表麵上依然歌舞升平，京城繁華，宮廷內外，成頌“清明”。金代鑒賞家所寫的跋文中說：“通衢車馬正喧闐，柢是宣和第幾年，當日翰林呈畫本，承平風物正堪傳。”其中已點明此畫的主題在於表現宋朝的“承平風物”，而“清明”就是“承平”、“太平”的同義詞。此畫龍點睛之名稱，自然也獲得徽宗的讚賞。《式古堂書畫彙考》記有“圖成進入絹熙殿，禦筆題簽標卷麵”。靖康之難後，畫家流亡南宋杭州，回首北望，勾起國恨家仇，追慕故都風物，再畫《清明上河圖》，以寄托自己的愛國之情。
持不同觀點者指出，一方麵在說張擇端此畫在歌頌北宋末年的為“太平盛世”、“清明政治”，一方麵又說張擇端在開封畫的那幅《清明上河圖》已不複存在，現存北京故宮的那幅圖是張氏在遭遇靖康之難後南渡杭州時再畫的，兩者似乎已不大協調。張擇端在宋代留下來的畫著中默默無聞，在函院中憑其如此高超之技藝卻並無多高的官位，大概是一位不肯苟合封建統治集團上層的人物。尤其在南宋初年，正當抗金派批判蔡京等“六賊”把北宋政治搞得一塌糊塗、從而招致國破家亡之時，一位有愛國心的畫家會再把那時的狀況當成太平盛世去歌頌嗎？當然，張擇端是否到杭州，也還無法定論。主要是此畫實為北宋東京的社會風俗畫或景物畫，不是一幅宣揚統治清明的政治宣傳畫。
《清明上河圖》的命名，似乎和它的真跡一樣，令人難以琢磨。期待專家們再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有新的突破。
“宋四家”中“蔡”氏
中國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宋四家“蘇、黃、米、蔡”的說法，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發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其中前三位蘇軾、黃庭堅、米芾自然不存在問題，問題是最後之“蔡”，其指蔡襄還是蔡京，人說不同，曆來就有爭議。
中國書法發展到宋代，一反唐代的平整森嚴，而標舉優美抒情的書風，講求書家的散懷舒意，強調書法的風神天姿。書法成為文人寄情達意的形態藝術，書家的精神風韻與文化情趣在其中得到絕好的抒發。宋四家“蘇、黃、米、蔡”的書法風格，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誕生，他們也成為宋代文化精神某方麵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