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指出，要鑒別真偽，關鍵在於搞清《清明上河圖》別本產生初始的情況，及其曆史流傳的脈絡，方能還各本以曆史本來麵目。據有關文獻資料分析，《清明上河圖》別本最初發現於元代，當時有“秘府本”與“似本”兩幅。當時，楊準跋文中稱：“圖初留秘府，後為官匠裝池者以‘似本’易去。”就是上麵說到的元代時，裝裱匠以臨摹本偷換了真跡，這臨摹本後稱“似本”，實為元代作品，顯然是贗品。到了明代，又出現張英公收藏的“稿本”。王世貞《弁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別本跋》說到，張擇端的“稿本”，“於禁煙光景亦不似”。清明寒食，民俗禁煙，“不似禁煙光景”就是說畫得不是清明時節，或許是張擇端此畫的早期手筆。
先來看台灣的《清明易簡圖》。沈德潛《清明易簡圖疏解》記：“張擇端清明畫圖，本有二幅，一在張英公家者，名《上河圖》，有張著跋；一留汴京者，無跋，意即《易簡圖》也。”沈氏明確告之，《清明易簡圖》是張公英所收藏的“稿本”之外的另一本《清明上河圖》。而“秘府本”真跡如果在明末的滅頂之災中失傳，那麼《清明易簡圖》最多是元代的“似本”，元人蘇舜舉在元貞元年（1295）首跋《易簡圖》時，就開宗明義道：“清明易簡新圖成。”說明它是新近畫就的，圖中還可見一些元代事物：如元代獨有的官方文化機構“奎章閣”，棉紡技術經黃道婆改良後才傳到北方的“吳淞細密花布”等。所謂張擇端的親筆題款一事，實是不可信的，主要是“翰林畫史”之稱，宋畫院並無此官稱；劉淵臨把張擇端稱為金人，而金朝也無此官稱。尤其是其畫上還有“金太祖題字”，從時間上就可看出這在作假，所以清乾隆題跋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蓋出於庸手妄作。”尤其是整部畫的風格，經仔細比較，與宋代畫院風格截然不同。所以判斷台灣的《清明易簡圖》基本是贗品，至於是元代作品，還是明代作品，學術界還有爭論。
再看北京故宮的《清明上河圖》，除了上述題跋、印鑒、畫風諸證據外，其畫麵上卻出現了扇子、西瓜、新酒、光身兒童、遮陽草帽等顯然是秋天的景色，恰如上述“於禁煙光景亦不似”的特點，那就有可能是“稿本”。此畫還不見有宋徽宗瘦金體的簽題和他的雙龍小印之印記，那麼是因為此“稿本”沒有呈現給皇帝，還是年代久遠，賞玩時時磨壞而在裝裱時被裁割了呢？然而也有學者不同意它描繪的是秋景（詳後謎），並認為它就是真跡。指出判斷真偽幾個關鍵是：一看城牆畫得如何？宋代東京的內城與外城均為土牆，隻有北京《寶笈三編》本畫的是土牆，其他各本均為磚牆。二看虹橋畫得如何？據《東京夢華錄》載，此橋是木結構的單孔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宛如飛虹”。也隻有北京《寶笈三編》本屬於這一橋式，其他圖本均為大型單孔石拱橋。三看城樓畫得如何？北京《寶笈三編》本僅畫城樓，並無甕門，類似東京內城之製；其他圖本均有甕城，不符合東京外城之製。四從繪畫風格上看，隻有北京《寶笈三編》本符合宋代畫院的筆法。以上諸點，可以證明北京《寶笈三編》本就是張擇端的真跡，不過這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承認。
關於美國紐約收藏的“元秘府本”，董作賓進行了詳盡考釋，根據徽宗瘦金體題跋，認定該圖是張擇端“宣和二年七月”之前進獻皇帝的真跡。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它是《清明上河圖》的晚期贗品，其題跋與別本往往有些許不同，但也難辨真偽。學者那誌良1977年出版的《清明上河圖》研究成果，對台灣、北京、美國紐約三個版本進行了認真的比較研究，最後還是不敢肯定哪個是張擇端的真跡。
這件享譽古今中外的傳世傑作，可稱我國繪畫史上的無價之寶。在它問世後的八百多年中，曾被無數收藏家和鑒賞家所讚歎欣賞，也時為藝術家和商人所描摹仿製，更是帝王權貴們搜羅豪奪的對象，它輾轉飄零，曆經劫難，最後人們卻不識廬山真麵目。除了其真偽難以辨認考訂以外，再如據圖後明人李東陽的題跋考證，《清明上河圖》的最前麵還應有一段遠郊山水，但在現存畫卷中卻闕如。專家們還認為，此畫後半部不應該在剛一進入開封城便戛然而止，而應畫到金明池才結束。那麼，《清明上河圖》有沒有被後人裁去最前一段，或佚去後半部呢？
《清明上河圖》名稱的由來
《清明上河圖》為什麼以“清明”命名？曆來有不同的解說。一說是描繪汴京開封城清明時節的景象；一說“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圖繪汴京清明坊到虹橋汴河西岸的景象；一說“清明”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常用的作為“太平盛世”的稱頌之辭。那麼，到底作何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