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學者對嶽飛的履曆和詞的內容作了詳盡考證後，得出該詞是嶽飛三十足歲時的作品。“三十功名塵與土”是真實的寫照，此時，嶽飛戰功卓著，正成為朝廷新擢升的名將，被任命為江南西路、舒、蘄州製置使，成為朝廷執掌方麵大權的大臣。時嶽飛置司江州，九月氣候適逢秋季，當地多雨。所以詞中有“瀟瀟雨歇”之句。又從九江奉旨入朝謹見，“計其行程，足逾八千裏”，又與“八千裏路雲和月”相合。將要被皇帝召見，“因責任重大，身被殊榮，感動深切，乃作成此壯懷述誌的《滿江紅》詞。”從而斷定此詞作於紹興三年（1133）秋季九月的九江，是當時嶽飛所處境遇的真實感受。
在人們一致肯定這首詞的思想價值和曆史作用的同時，人們也同時希望這首詞的作者還是民族英雄嶽飛，但到底其曆史事實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和爭論。
流放中的《好事近》作者
胡銓與高登，同為南宋朝臣，俱懷抗金之誌，抗忤奸臣秦檜，都被貶黜流放，放逐中一闋《好事近》，憤慨“豺狼當路”。然而此詞究係何人所填？各種說法不一。
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十，記載了這首詞創作的背景故事：紹興八年（1138），秦檜再相，慫恿高宗與金議和，且不顧主戰派官員的反對，遣王正道為計議使，去金修訂和盟。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舍身抗旨，上書請斬秦檜等主和官員。“疏人，責為昭州鹽倉，而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注福州簽判”。紹興十二年，秦檜又喻台臣加論其罪，胡銓再次被除名勒停，編管新州（今廣東新興）。詞人張仲宗正寓居三山（今福州），以一闋《賀新郎·夢繞神州路》為胡壯行，胡到新興，亦賦詞《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使猿驚鶴怨，誤薛蘿風月。
囊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
胡銓（1102～1180）字邦衡，號澹庵，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宣和末金兵南侵，他於江西贛州招募丁壯，保衛鄉裏。後至臨安，建炎間進士及第，為樞密院編修官。這首詞抒發了胡銓當時的心緒：他離別故鄉，是為了幫助朝廷抵抗金兵，並非為富貴而來。總算進士及第，剛想為國家做點事情，哪知奸臣權貴當道而時機不對，所以“空使猿驚鶴怨”，自己還被流放。很想駕車歸去，歸故鄉或歸朝廷，但有豺狼當路，哪裏回得去呢？
紹興十八年（1148），秦檜的表兄王鈇接任廣東經略使，問新州郡守張棣：“趙鼎、李光都遠貶海南，胡銓為什麼還不過海？”張棣正好得到此詞，連忙向朝廷檢舉，加以“訕謗”、“怨望”諸罪名，胡銓被再移送吉陽軍（今海南崖城鎮）編管。三年後，秦檜又讀到張仲宗那首詞，便以他事將其投入大理寺獄，因找不到更多的“罪證”，隻將張除去官籍了事。而胡銓一直堅持到秦檜死後，才由海南移往衡州，也就是說他被放逐到海南這樣荒僻的地方有八年之久，那是需要怎樣堅忍不拔的意誌，才能支撐下來。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胡銓才又被重新起用，時已入古稀之年，曆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諸職。
應該說，對照胡銓的政治生活裏程，尤其是那二十餘年顛沛放逐的經曆，他在詞中引東漢張綱斥責外戚梁冀“豺狼當路”的典故，痛詆當朝奸臣秦檜，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記載此故事的還有《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和元人韋居安《梅大硐詩話》等。
然而也有不同的記載，就是這首詞還被刊刻在與胡銓同時代人高登的《東溪集》中。這樣，就有學者對王明清《揮麈錄·後錄》的記載表示懷疑：這個記載後麵注有“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為刪定”，為什麼這件事要由胡銓之子親為刪定呢？尤其是在親為刪定之後，仍是存在錯誤。如對照《宋史》本傳，胡銓上疏後，秦檜是以“狂妄凶悖、鼓眾劫持”的罪名，判胡銓編管昭州（今廣西樂平），而並非“責為昭州鹽倉”。由於營救者不少，迫於公論，朝廷將其處分改為監廣州鹽倉。次年，才改簽書威遠軍（治今福州）簽判。這個錯誤似乎是胡銓之子所不該犯的。
此外，《獨醒雜誌》載：“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州守評其詩曰：“‘無盡”指宰相。’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則古所謂有窮後羿也。於是遷儋耳（海南）。”就是說郡守張棣向朝廷檢舉胡銓的並不是那首《好事近》，而是另外一首含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