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南宋的《漫叟詩話》與《季成詩話》都是說“錢塘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且都錄下了孟昶的這首詩。就是說蘇東坡的這首《洞仙歌》，完全是根據孟昶這首詩進行的再改編，而與蘇東坡《洞仙歌》前序所說全然不同。《墨莊漫錄》載其友陳興祖的話：“東坡少年遇老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隱括稍協律以贈之。”其評論是：“予謂此說近之。”“隱括稍協律”，即是說蘇東坡根據原作內容隻稍加改動。《墨莊漫錄》還說：“《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皆未之有也。”就是說五代時還沒有《洞仙歌》詞牌，孟昶如何會作《洞仙歌》一詞呢？所以後人把孟昶這首詩題為《玉樓春》。
清代著名詞學家朱彝尊在《詞綜》一書中這樣說：“蜀主孟昶，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雲雲，按蘇子瞻《洞仙歌》本隱括此詞，未免反有點金之憾。”清代陳栩、陳小喋在《考正白香詞譜》中說得更是不客氣，認為孟蜀主詩《玉樓春》“且人相傳誦固未佚失”，“東坡此詞實全用其本句而成，乃必托之眉山老尼。豈欲避抄襲之誚也”？這就幹脆在說蘇軾的《洞仙歌》是在抄襲孟昶的詩，托眉山老尼雲雲，隻是遁詞而已。今人胡雲翼《宋詞選》這樣說：“蘇軾喜歡隱括、改動前人所作以為詞，如《哨偏》隱括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水調歌頭》隱括韓愈的《聽穎師彈琴》詩。這首詞是隱括孟昶的作品。”
也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文學家俞平伯在《唐宋詞選釋》中認為，《洞仙歌》一詞係東坡根據有關材料寫成：“若有原作，則東坡既抄襲了又諱言其所出，這當然是不會有的。”沈雄《古今詞話》認為是：“東京人士隱括東坡《洞仙歌》為《玉樓春》，以記摩訶池上之事。”（見張仲素《本事記》）就是說完全有可能是宋人隱括了蘇軾的《洞仙歌》為《玉樓春》，然後托名孟蜀主以記成都摩訶池上之事，後人不查，卻以為是《洞仙歌》隱括《玉樓春》。
那麼，到底是蘇軾的《洞仙歌》創作在先，還是所謂孟昶的《玉樓春》創作在先呢？要搞清這個問題，看來還真不容易。
《宣和書畫譜》是誰做的
《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分別著錄了當時宮廷中所收藏的數千幅作品，並為其數百名作家寫傳和精作有關的藝術評論，可謂中國最早的皇家藝術品收藏錄。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作者為誰，卻無人知曉。
《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各有二十卷，分別記載了宣和時期宮廷內府收藏的曆代書法和繪畫的名作，敘述了上古至北宋的書畫史概要，作品前還附有書畫家的簡傳。《宣和畫譜》所錄畫家共二百三十一人，繪畫作品計六千三百九十六幅。《宣和書譜》是北宋最為浩繁的法書著錄，所錄書法作品也有數千幅之多。這兩部是中國曆史上最早較為完整和係統地收錄當時宮廷中所收藏的書畫作品，並作了有關的人物介紹和書畫評論的藝術史類的著述，它給後人了解和研究中國書畫史，提供了較為珍貴的資料，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書中都沒有作者姓名，宋代幾部重要的目錄書也未予著錄其撰寫人。因此，誰是這兩部書的作者，曾引起人們的多種猜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書中所錄作品，如“宋人之書，終以蔡京、蔡卞、米芾，疑即三人所定歟。芾、京、卞書法皆工，芾尤善於辨別，均為用其所長。故宣和之政無一可觀，而賞鑒則為獨絕”。書中對“元韋占黨人”的司馬光、文彥博、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書法作品皆排斥不錄，從其政治立場分析，作者有可能是二蔡。《鐵圍山叢談》載：“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禦前書畫所，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之盛事也。”認為書畫二譜大抵都由米芾所鑒別。從其藝術鑒賞力及曾掌管禦前書畫所的條件而言，則其作者很可能是米芾。
但有學者指出，據書中所載的事實及有關語氣分析，不像出自蔡京、蔡卞和米芾的手筆。如《蔡卞傳》雲：“自少喜學書，初為顏行，筆勢飄逸，但圓熟未知，故圭角稍露。”若出自蔡氏自己的手筆，豈肯在本傳中自貶如此？此外，這兩部著作寫成於宣和年間（1119～1125），而米芾則於大觀元年（1107）去世，是在成書的十幾年前。且書中《米芾傳》謂：“異議者謂其字神峰太峻，有如強弩射三十裏，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為論或如此。”其對米芾書法頗有微詞，這與米芾在自著《海嶽名言》中批評古人，自以為是的語氣迥然不同，因而作者也不可能是米芾。
有人以為是宋徽宗禦撰，書中有些篇目很明顯就是徽宗的語氣，如稱“朕”，稱宋仁宗為“我仁祖”，稱宋神宗為“我神考”等。《宣和書譜》的《蔡京傳》稱：“其所以輔予一人而國事大定者，京其力焉。”完全是徽宗“予一人”的口氣，書前還有徽宗的《禦製序》，可見有徽宗是作者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