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學者認為，範仲淹出生地應是當時的北道重鎮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縣），而不是徐州。範仲淹對自己的出生地有非常明確、極為清晰的表述，就是在慶曆八年（1048）致摯友韓琦的一封信中這樣說：“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來，卻未得一到，諒多勝賞也。”對自記事以來，未能對出生地重遊，懷著無限的惆悵。問題是出在範墉原為真定府節度掌書記，應在範仲淹出生後，才調任武寧軍，後人誤以為範公出生在武寧軍（徐州）。上述二說不知孰是？然而“蘇州說”肯定不對，它大多是地方史話的產物。
當然，範仲淹即使不是生長在蘇州，也在蘇州做過官，對太湖的風光還是了解的。但是說其《嶽陽樓記》是模擬太湖來寫洞庭湖，還是頗為牽強。因為兩湖的氣勢其實還是有較大差別的，如據有關姑蘇人士所說，太湖基本沒有驚濤裂岸、濁浪排空的景觀。範仲淹也有《蘇州十詠》，其描述太湖的“萬頃湖光裏”，大多是“無風還練靜”的勝景。
另一種說法是，巴陵郡守滕子京在請範仲淹作記時，曾寫來《求記書》，並附送來一本《洞庭晚秋圖》，供其“涉毫之時或有所助”。範仲淹形象思維能力很強，雖未親臨洞庭，但以來信和圖中描述為依據，再參考前人的有關詩賦，便寫出了《嶽陽樓記》中洞庭湖的浩瀚場景。此說也難以令人信服，我們知道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所謂“神遊物外，心與景接”。認為僅憑一幅畫，加以想像，就能將洞庭景色描寫得如此出神入化，恐怕勉為其難吧。且古人寫遊記，未親曆而著筆墨者極為少見。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嶽陽樓記》是範仲淹根據鄱陽湖的風光加以聯想而描繪完成的。範仲淹知饒州一年半，未留下關於鄱陽湖的片言隻字，說明其對鄱陽湖的景觀印象不深。既然對鄱陽湖都沒有多少印象，何談以此來描繪洞庭湖呢？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範仲淹不但到過洞庭湖，甚至在湖邊生活過一些歲月，對八百裏洞庭之景觀曾有過細致入微的觀察與體驗，否則寫不出如此膾炙人口的神來之筆。範仲淹兩歲時，父親就因病去世，母親謝氏貧無所依，隻得帶著繈褓中的兒子改嫁，其青少年時代的生平行實在史籍中幾乎是空白，其實就應從這裏尋找範仲淹與洞庭湖的關係。其時，範仲淹隨繼父朱文翰宦遊四方，曾經到過澧州安鄉（治今湖南安鄉西南），還有池州（今安徽貴池）、淄州（今山東淄博南）諸地，度過了他少年苦讀的歲月。
學者方健經詳盡考證後指出，約在至道、鹹平年間（995～1003），少年範仲淹約在七至十五歲的時候，其繼父朱文翰任安鄉知縣，仲淹就從母隨朱氏生活於今湖南的安鄉縣，這裏正位於水勢浩渺的洞庭湖畔。在此“縣三麵皆大湖”的安鄉度過了其難忘的少年生涯，數年中，洞庭壯麗秀媚的湖光山色。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使他久久不能忘懷，範仲淹就是在這時與洞庭湖結下了不解之緣。
宋末王象之的《輿地紀勝》和祝穆的《方輿勝覽》都載：“範文正公讀書堂，在安鄉縣。仲淹幼孤，從其母歸朱氏，朱宰安鄉，與俱來讀書此地。”《範文正公文集·褒賢集》卷三有南宋寶慶三年（1227）時所記的《澧州範文正公讀書堂記》，其詳細記載了安鄉縣範氏讀書堂的情況，南宋初曾毀於兵火，慶元中再重修。康熙《安鄉縣誌》中保存了最早記錄範仲淹在安鄉遺事的文獻，為慶元二年（1196）時澧州州學教授王仁撰寫的《重修範文正公書台記》，其更為翔實地敘述了安鄉範氏讀書台的來龍去脈，尤其是相當精確地描繪了讀書台的地理位置，在澧陽縣南八十裏處，正位於洞庭湖畔。而“書台夜雨”已成為安鄉著名的八景之一。此外，從縣誌中一塊殘碑上考證出範仲淹在安鄉讀書的啟蒙老師為太平興國觀中的司馬道士，所以範仲淹對道家學說有較為精湛的研究，實源於此。其他有關佐證不勝枚舉。
其後，朱文翰調任淄州長山縣令，仲淹與母親也自然隨之來到山東，曾苦讀於長白山醴泉寺僧舍，此時仲淹約十六歲上下。此山位於山東中部，即今鄒平縣以南的白雲山，因山中雲氣長自而得名。範仲淹在這裏發憤苦讀，博覽群書，山中溪水清澈，讀倦了就“以水沃麵”，從而“慨然有誌於天下”。所以，今天這裏也有範仲淹的讀書紀念堂，它與安鄉的範氏讀書台並沒有矛盾，而兩處讀書堂之遺跡，正好填補了範仲淹青少年時行跡記載的空缺。
在離開洞庭的四十餘年之後，當他應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請，寫《嶽陽樓記》之時，少年時候的一碧萬頃、浮光耀金的洞庭風光再次浮現腦海，真是文思如泉湧，筆鋒在八百裏湖麵上縱橫馳騁，將浩渺壯觀的湖光山色盡收筆底，寫出這一千古絕唱的名篇，也就不奇怪了。不過，人們還是比較一致地認為，範仲淹沒有時間去登臨寫此名篇的前一年滕子京重修的嶽陽樓，所以在行文至此之際，隻能采用“避實就虛”的手法，僅記“重修嶽陽樓，增其舊製，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也輕巧簡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