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努爾哈赤究竟姓什麼
清朝開國皇帝太祖努爾哈赤姓什麼？據文獻記載，一共有六種說法，佟、童、崔、雀、覺羅、愛新覺羅。
據《清太祖實錄》記載，清朝皇帝都認為自己姓愛新覺羅，其中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相傳有三個仙女在池中沐浴，一隻神鵲銜來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的衣服上，仙女愛不釋手，把果子放入口中，吞進腹中，從而有了身孕，生下一個男孩，男孩相貌奇異，而且剛出生就能說話，仙女告之，他姓愛新覺羅，名叫布庫裏雍順。布庫裏雍順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
我們知道，剛開始滿洲並沒有滿文，當時明朝、朝鮮的官私書籍裏，關於清朝先世的姓氏又是怎樣記載的呢？
明朝和朝鮮的文獻均有記載，清太祖努爾哈赤姓佟和童。努爾哈赤曾作為明朝的建州衛官員，先後八次騎馬到北京向明朝萬曆皇帝朝貢。明人或明清之際的學者，做了大量的記載，都說努爾哈赤姓佟。
而且努爾哈赤曾同朝鮮打交道數十年，朝鮮文獻也留下大量記載。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有如下記載：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努爾哈赤向朝鮮國王回帖雲：“女真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佟奴爾哈赤稟”等等。
努爾哈赤自稱姓佟。申忠一作為朝鮮南部主簿到達佛阿拉，受到努爾哈赤的接見，並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他回國後將見聞寫成《申忠一書啟及圖錄》即《建州紀程圖記》，資料珍貴，相當可信；而那篇《回帖》是努爾哈赤本人讓他轉給朝鮮國王的。這是努爾哈赤親自審閱過的正式公文，應當算是第一手資料。但是，朝鮮文獻更多的是把“佟”寫作“童”。
“童”和“佟”實際上是女真人的普遍姓氏，是假借漢人的姓氏。
佟姓或童姓，不但是遼東的顯著大姓，也是當時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誰做了部落的酋長，誰與明朝發生關係，這人便以佟或童為姓，通過“四譯館”，轉給明朝政府。
章炳麟的《清建國別記》中提到一種說法，佟姓原來是漢人的姓氏，後來常被夷人襲用，以假冒漢人，提高自己的身價。清朝皇室的祖先在名字前麵冠以“佟”姓，也是因為羞於提起自己夷人的身份，於是假借漢人的姓氏。可見女真酋長，可以隨時姓佟或童，佟姓或童姓，也就成為他們的公姓。
努爾哈赤的姓氏除了佟或童的說法之外，朝鮮人還有記載稱他姓雀或姓崔。
有一種解釋是來源於努爾哈赤的母親因為吞下雀卵才生下了他，不過清朝人並沒有如此記載，《清太祖實錄》的《武錄》、《滿錄》、《高錄》三書，僅記載其母懷孕十三月而生努爾哈赤之事，並無吞卵而孕之說。
第二種解釋則來源於仙女吞服神鵲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的神話，因此傳聞努爾哈赤姓雀。而且滿洲先人曾把烏鵲作為圖騰，這些都能把清朝皇室姓氏同“鵲”或“雀”相聯係。當然也有學者提出了新看法，認為努爾哈赤姓“崔”是由於朝鮮語中，崔的發音介乎於漢語缺和吹之間，與“覺羅”中“覺”字音相近，於是懷疑崔姓是來源於“覺羅”的誤讀。
有學者又認為努爾哈赤的真實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兒是努爾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記載他姓金，金是“愛新”的音譯。所以，猛哥帖木兒及其後裔努爾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愛新。
還有一種說法，是姓覺羅。《清朝通誌·氏族略》裏記載愛新覺羅是國姓，愛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覺羅則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與國姓相區別。如“伊爾根覺羅”就是“民覺羅”的意思，以表示它們和愛新覺羅（金覺羅）有所分別的。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裏，記載有八種覺羅，伊爾根覺羅、舒舒覺羅、西林覺羅、通顏覺羅、阿顏覺羅、呼倫覺羅、阿哈覺羅、察喇覺羅。
可見“覺羅”是滿洲皇室舊有的姓氏，“愛新”是後來加添的，其目的在於顯示帝王後裔的尊貴。
到清太祖的時候，為何舍棄了漢人的佟姓，而自稱姓覺羅呢？
因為佟姓畢竟是漢人的姓氏，雖然假借了可以假冒漢人，在和明朝官方文書往來時方便些，可是金姓卻是金朝女真的國號，不但可以自顯是帝王種族的後裔，而且可以藉著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號召。
因此，“愛新覺羅”這個姓並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有它產生的原因、形成的過程。
但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姓氏——愛新覺羅，並沒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據，而是學者根據史料推論，所以至今清太祖姓氏仍是一個曆史之謎。
2、努爾哈赤死亡之謎
關於努爾哈赤攻陷撫順的記載。
努爾哈赤，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奠基人。但關於他的死因，史學界爭論不休，始終沒有定論。而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煥的炮火所傷，鬱悶而死，還是死於探索渾河，或者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第一種說法：死於紅夷大炮
1626年，68歲的努爾哈赤親率6萬大軍（號稱14萬）南征，一路勢如破竹，不戰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臨寧遠城下。明朝寧遠城守將袁崇煥嚴詞拒絕努爾哈赤的招降，親率兵民萬人頑強守城。他們在寧遠城上架設了11門紅衣大炮（按：本為紅夷大炮，因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忌諱“夷”字，故稱紅衣大炮）隨時準備迎接來犯之敵。
這種紅衣大炮為英國製造的早期加農炮，炮身長、管壁厚、射程遠、威力大，特別是擊殺密集騎兵具有強大火力，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在威力極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擊的情況下，作為後金大軍統帥而親臨城下督戰的努爾哈赤有沒有受傷呢？
據朝鮮人李星齡所著的《春坡堂日月錄》記載，朝鮮譯官韓瑗隨使團來明時，碰巧與袁崇煥相見，袁很喜歡他，寧遠之戰時曾把他帶在身邊，於是韓瑗得以親眼目擊這次戰役的全過程。寧遠戰事結束後，袁崇煥曾經派遣使臣帶著禮物前往後金營寨向努爾哈赤“致歉”（實為冷言譏諷）說“老將（按：指努爾哈赤）橫行天下久矣，今日見敗於小子（按：指袁崇煥）豈其數耶！”努爾哈赤“先已重傷”，這時備好禮物和名馬回謝，請求約定再戰的日期，最後終於“因懣恚而斃”。這條史料明確記載努爾哈赤是在寧遠之戰中受了“重傷”，並由於寧遠兵敗，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創傷，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體和精神受到雙重創傷的情況下，這位沙場老將終於鬱鬱而終。
明朝史籍也記載，明朝軍隊曾炮斃一個“大頭目”，專家分析這個“大頭目”就是努爾哈赤。
《明熹宗實錄》記載，明朝兵部尚書王永光奏稱，在寧遠之戰中，明朝軍隊前後傷敵數千，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薊遼經略高第則奏報，在後金軍隊攻城時，明朝軍隊曾炮斃一個“大頭目”，敵人用紅布將這個人包裹起來抬走了，還一邊走一邊放聲大哭。明人張岱在其所著的《石匱書後集·袁崇煥列傳》中記載，紅夷大炮打死敵人不計其數，還擊中了“黃龍幕”，傷一“裨王”。敵軍認為出師不利，用皮革裹著屍體，一路號哭著撤退了。據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頭目”、“裨王”即為努爾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書提及努爾哈赤之死時，都說他是得病而死，至於得的是什麼病，則往往諱莫如深。對此，金國平和吳誌良的分析是，努爾哈赤在寧遠攻城戰中中炮受傷，隨後又受了袁崇煥這個“小子”的冷言譏諷，回到沈陽後一直耿耿於懷，怒火中燒，導致傷口惡化，後來前往清河洗湯浴，致使傷口進一步惡化，終於並發症而死。炮傷是努爾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開國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炮”口下，為固軍心，隱瞞、遲報主將傷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慣伎。因此，可以大膽推斷，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受傷後致死。在沒有新資料以前，這一點似乎可為定論。
第二種說法：死於探索渾河
清代史籍有很多有關努爾哈赤臨終前在渾河上情況的記載。《滿洲實錄》載：天命十一年（丙寅，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詣清河溫泉坐湯。十三日大漸，欲還京，遂乘舟順太子河而下。遣人召後覺華島明代屯糧城北門遺址位於今遼寧省興城菊花島鄉。迎之於渾河相遇，至艾家堡，離沈陽四十裏。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時崩，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八。國政及子孫遺命預有告誡，臨終遂不言及。
當時，從本溪清河溫泉坐船順太子河入渾河是順流而下，雖然入渾河後坐船是逆流而上，但是返回沈陽皇宮也用不了幾天的。由此可見，努爾哈赤從“大漸”至死是有充分時間交待後事的。但是現在看來，無論他是病重在渾河船上，還是沒病，都完全不必讓大妃來陪著滯留在渾河上而不入宮。那時定會有一個渾河的秘密在努爾哈赤的心中隱藏。當時的情況是否應該如此設想：努爾哈赤與大妃相會之時並非已是生命垂危之際，而是招大妃阿巴亥到渾河上相陪，敘說他對渾河的崇敬和戰敗後心中的苦悶。見麵後，努爾哈赤並沒有想到自己會死，更沒有想到自己會死得很快，便沒有留下什麼遺訓。而是與大妃談論著渾河、天柱山入渾河之處的風水、渾河這條龍脈之水對他的天之相助，天之旨意；談論著將來他們死後要一同埋葬在福陵這塊風水寶地上。談論著他們的孩子多爾袞的聰慧；談論著讓阿巴亥好好的教養多爾袞；談論著他的子孫後代必將戰勝明朝、必將改天換地、必將逐鹿中原、一統江山。此時的努爾哈赤把心中的無限美好憧憬和遷都沈陽的心中秘密完全告訴了阿巴亥，並且情緒激動。寄托的心情，希望他的子孫萬代都能穩坐在這條渾河龍脈之上，乘風破浪，永享千年。然而，努爾哈赤卻在這興奮之際內火攻心突然一命歸天了。今天的這種設想是否成立呢？需要後人去進一步的解讀、考證、推理。但是切切不可片麵的否定這種設想。
第三種說法：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李鴻彬認為，努爾哈赤回到沈陽以後，一則由於寧遠兵敗，赫赫有名的沙場老將敗在初曆戰陣的青年將領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創傷，整日心情鬱忿；二則因為年邁體衰，長期馳騁疆場，鞍馬勞累，積勞成疾。同年七月中，努爾哈赤身患毒疽，並非炮傷，二十三日往清河湯泉療養。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順太子河而下，轉入渾河時，與前來迎接的太妃納喇氏相見後，行至離沈陽四十裏的雞堡死去。
當然，曆史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3、順治帝繼位之謎
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順治在此登上皇帝寶座。
清太宗皇太極猝死之後，皇位繼承在肅親王豪格同睿親王多爾袞之間角逐，幾乎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六歲的福臨登上了皇位。六歲的福臨何以能承大統？這是清朝曆史的一個謎。往之論者多認為出自睿親王多爾袞之首議。目前看來，事實並非如此，按照清太祖努爾哈赤規定的皇位繼承《汗諭》，由滿洲八旗貴族共議嗣君。時親王、郡王共有七人：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濟格、豫郡王多鐸和穎郡王阿達禮。認為福臨繼位之議出自多爾袞的學者，其主要依據是朝鮮《沈陽狀啟》或《沈館錄》中的一段記載。為便於分析，征引全文如下：
秘密狀啟。十四日，諸王皆會於大衙門。大王發言曰：“虎口，帝之長子，當承大統雲。”則虎口曰：“福少德薄，非所堪當！”固辭退去。定策之議，未及歸一。帝之手下將領之輩，佩劍而前，曰：“吾屬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時朝政，老不預知，何可參於此議乎？”即起去。八王亦隨而去。十王默無一言。九王應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讓退，無繼統之意，當立帝之第三（應作九）子。而年歲幼稚，八高山軍兵，吾與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即歸政。誓天而罷雲。上述《秘密狀啟》，時間記為癸未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大衙門秘密會議後的第十二天。文中的”大王“為禮親王代善，”虎口“為肅親王豪格，”八王“為英郡王阿濟格，”九王“為睿親王多爾袞，”十王“為豫郡王多鐸，”右真王為鄭親王濟爾哈朗。
在上述材料中，有三點，應分析。其一，“九王應之曰”，就是說在九王多爾袞發表當立帝之第九子福臨以前，諸王們有一番爭論，而被《秘密狀啟》的作者，或出於重點在啟報新君為誰而省略繁文，或對當時秘議不甚了了而斷簡闕載。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其前都有一番爭論。因是最高機密會議，外人不可得知而詳。《秘密狀啟》中的這段記載，十分可貴，有所罅漏，不必苛責。
其二，“汝等之言是”，就是說在九王多爾袞發表當立帝之第九子福臨以前，諸王們有人提出立福臨，故多爾袞才“應之”、“是之”，否則何應之有、何言之是！
由上可見，福臨繼位之議出自多爾袞的直接史料未見一條，而所據之《沈陽狀啟》言辭含糊，且存疑點。
事實上，擁立福臨繼承皇位之議首先出自鄭王濟爾哈朗，當時最有影響的四位和碩親王——禮親王代善抱明哲保身態度，以年老多病為由，不想卷進這場政治漩渦，肅親王豪格與睿親王多爾袞角立，雙方僵持，互不相讓，所以隻有鄭親王濟爾哈朗比較超脫而能起協調作用。
鄭親王濟爾哈朗是努爾哈赤胞弟舒爾哈齊之子，在這場宮廷鬥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一則，濟爾哈朗雖是舒爾哈齊之第六子，但自幼為伯父努爾哈赤養育宮中如同己出。二則，濟爾哈朗小皇太極七歲，兩人情誼如同胞；三則，阿敏被奪旗後，濟爾哈朗成為鑲藍旗的旗主貝勒；四則，濟爾哈朗屢經疆場，軍功顯赫；五則，濟爾哈朗年四十五，序齒僅亞於代善，比多爾袞年長十三歲；六則，濟爾哈朗受清太宗信任依重，被封為和碩鄭親王；七則，濟爾哈朗既是多爾袞的兄長，又是豪格的叔輩，便於兩方協調。八則，濟爾哈朗表麵憨厚而內心機敏，在關鍵時刻提出重要建議。所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大衙門議商皇位繼承而陷於僵局之時，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讓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而是福臨繼位，平衡了各方。
鄭親王濟爾哈朗因擁立福臨繼位之功，而得到擔任輔政王的政治回報。輔政親王的政治地位，較和碩親王更高一層。當時為何不由代善、豪格，而由濟爾哈朗輔政？顯然，代善在這場嚴重而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毫無作為，大貝勒沒有做出有利於勝利一方的貢獻。豪格則與多爾袞對立，如二人同時輔政，會出現兩虎相爭的局麵。至於濟爾哈朗之所以為攝政王，主要原因是：首先，他提出了福臨繼位這一折衷方案，侄子繼統，皇叔攝政，理所當然，眾王接受。其次，他因私下表示擁立豪格，又為兩黃旗王大臣所接納。再次，他同代善父子無惡，而為兩紅旗王大臣所認允。再次，他非努爾哈赤直係子孫，對多爾袞兄弟構不成政治威脅，而為兩白旗王大臣所接受。但是，濟爾哈朗不久便被多爾袞撤其輔政王。這是多爾袞對濟爾哈朗不擁立自己而擁戴福臨的一個政治報複，也是多爾袞獨攬朝綱鞏固權力的一項舉措。
睿親王多爾袞在兩黃、兩紅和兩藍六旗不支持的情勢下，若自己強行登極，隻有兩白旗支持，明顯不占優勢，還勢必引起兩白旗與兩黃旗的火並，其後果可能是兩敗俱傷，給大清造成重大損失。解決皇位繼承難題的途徑不外三條：一是強自為君，得不到兩紅、兩藍旗的讚同，還會引發兩黃旗的強烈反對；二是讓豪格登極，自己既不甘心，還怕遭到豪格報複；三是讓年幼的皇子福臨繼位，而自己同濟爾哈朗攝政，可收一石三鳥之利——打擊豪格，攝政掌權，避免內訌。所以，在上述三種解決辦法中，以第三種解決辦法比較切實可行，兩黃、兩白、兩紅、兩藍各方都可以接受。睿親王多爾袞，能知時務，聰睿機智，權衡利弊後，才讚同立先帝第九子福臨。
福臨當時尚在衝齡，不了解繼位政爭內幕。後來逐漸知道當年的故事。待多爾袞病死、自己親政之後，即對皇叔濟爾哈朗表彰其當年功績，賜予其金冊金寶。《清世祖實錄》順治九年二月庚申記載：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鴻基，創業垂統，以貽子孫。太宗文皇帝繼統，混一蒙古，平定朝鮮，疆圉式廓，勳業日隆。及龍馭上賓，宗室眾兄弟，乘國有喪，肆行作亂，窺竊大寶。當時爾與兩旗大臣，堅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國難。睿王心懷不軌，以爾同攝朝政，難以行私，不令輔政，無故罷為和碩親王。及朕親政後，知爾持心忠義，不改初誌，故錫以金冊金寶，封為叔和碩鄭親王。
在此，順治帝明確表明：濟爾哈朗在諸王議立自己為帝時，有擁戴之功。福臨的這番話，說出了當時的內情。鄭親王之功，在擁立福臨。順治帝對其他的親王、郡王，在決定自己繼位的功績上，都沒有進行過表彰，而隻有對濟爾哈朗表彰此事。這從一個側麵證明濟爾哈朗在大衙門諸王貝勒會議上有擁立福臨繼位的特殊功勳。
所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大衙門諸王貝勒皇位繼承會議上，鑒於豪格與多爾袞爭奪皇位陷於僵局，能從大局出發，平衡各旗利益，提出折衷方案，首議由福臨繼承皇位，得到多爾袞的回應，也得到諸王貝勒公議。清太宗皇太極遺位爭奪的結果，既不是角立一方的肅親王豪格，也不是角立另一方的睿親王多爾袞，而是由第三者六歲的福臨繼承。這個方案與結果，對於四位和碩親王來說——於禮親王代善無利無弊，於睿親王多爾袞有利有弊，於肅親王豪格無利大弊，於鄭親王濟爾哈朗則有利無弊。所以，皇太極遺位由福臨繼承，得益最大是：福臨、孝莊太後、濟爾哈朗和多爾袞四個人。
4、順治帝“下詔求言”為什麼失敗
玉牒館為編修愛新覺羅皇族家譜之機構。
1650年（順治七年）冬多爾袞去世，接著順治帝親政，又經過一年多的政壇風雲，這位15歲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權力。
順治帝主政後，麵臨著各種尖銳的矛盾。為此，他采取了幾項重要措施，其中一項就是“下詔求言”。順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諭說：“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農民失業，朕甚憂之。意朕躬有缺失歟？祀享有不誠、詔令有不信、政事有未當歟？抑大小臣工懷偏私，重賄賂，不肯實心為國，曠廢職業，以致膏澤不下逮歟？抑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沽名釣譽，持祿養交，無濟於實事歟？抑民間疾苦無所控訴，地方各官不以實上聞歟？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見，凡有關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奏，毋含糊兩可，毋借端影射。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清世祖實錄》，卷74）這道上諭，言詞不可謂不懇切，期望不可謂不殷迫。
在以後的幾年裏，類似的上諭還發過好幾次。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調動官員的積極性共同應對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所麵臨的嚴峻形勢，這應該說是一個很高明的舉措。
但是，事實並沒有如順治帝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下詔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這一點，順治帝曾多次談及。如順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2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員，麵諭說：“朕年來屢飾科道各官，據實陳奏，以廣言路。乃不抒誠建議，或報私仇，或受囑托，或以瑣細之事瀆陳塞責。雖巧飾言詞，而於國家政治有何裨補？”（《清世祖實錄》，卷112）順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頒旨說：“頃因亢旱為災，朕省躬引咎，宣諭求言。原欲大小臣工，於朕躬闕失及關係國計民生利害者，指實陳奏，以圖興革。近見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飾繁詞，開列款數，沽名塞責，不惟無裨治理，反使虛文愈增，稽誤正務。其於朕躬闕失，並內外滿漢大小臣工結黨循私，貪贓壞法，以及豪右侵漁、商市強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見確有指陳，殊負朕省改谘詢實意。”（《清世祖實錄》，卷136）此事對這位皇帝影響甚深，可以說是終生未能釋懷。一直到他即將結束其24歲年輕生命的時候，他還在《遺詔》中專門寫了這樣一段話：“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禦萬幾，豈能一無違錯，惟肯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古雲：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違背。以致臣工緘默，不肯盡言，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實錄》，卷144）或者說這份《遺詔》是別人代擬的，不一定代表順治帝的思想。但無論如何，把這件事情特意鄭重其事地寫入《遺詔》，表明順治皇帝“下詔求言”的失敗，則是確鑿無疑的。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詔求言”所以落得個失敗的緣由，我們會發現，根本原因不在別處，正是在大力倡導此事的順治皇帝本人身上。
按照順治帝自己的說法，叫作“居心未淨”。用我們現在的語言，就是出發點不對，動機不純。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660年7月2日）的一個上諭說：“朕統禦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十三年間，時有過舉，經言官指陳，有即加處分者，有優容寬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釋者。事有錯誤，猶可改圖，居心未淨，政事之流弊必多。”（《清世祖實錄》，卷136）原來，皇帝的“引咎省躬詔諭”，是做做表麵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虛邀名譽”，說穿了不過是一種政治“作秀”。所以對有些批評皇帝過失的話，或者“即加處分”，有的即使“優容寬宥”，心裏卻“介介尚未全釋”。我們並不驚異順治帝會有這種心態，因為這對於握有最高獨斷權力的封建君主來說，抱有這樣的想法是毫不為怪的；使我們略感驚異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應該說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了。但“求言”既然不過是一種政治“作秀”，必定難以收到切實的效果，則是確定無疑的。
正由於出發點存在問題，所以順治帝對於群臣的意見和建議，並不認真對待，往往束之高閣，置之不理。順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朱之弼上疏說：“順治十二年下詔求言，內外千百疏，部複未見施行。臣請此次應詔章疏，倘有事關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賜裁決。”（《清世祖實錄》，卷136）一方麵指責群臣“虛文塞責”，一方麵對群臣的章疏視若無睹，不理不睬，豈不是葉公好龍，大臣們哪裏還會有建言獻策的積極性？
更加重要的，是順治帝自食其言，在“求言”的時候，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言責者，必盡其言”，並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諱。朕不惟不加罪，並不芥蒂於心”。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在前引的諭旨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順治帝自己的自白。我們還可以舉一個具體的實例。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因為“水旱相繼”，檢討政治得失，在奏折中曆數多爾袞開國時的種種功勞，認為對他削爵藉產，“毀滅過甚”，“其中不無冤抑”，提出“賜之昭雪，複其爵號”。多爾袞曾經是順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脅，也可以說是他的頭號政敵。要對多爾袞平反，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於是，他“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斟酌密議具奏”。大臣們揣摩上意，給彭長庚定了個“陽應求言，陰圖構亂，違天悖上，紊亂朝綱，煽惑國家，情罪甚大”的嚇人罪名，本擬“斬立決”，看在“係奉旨條奏之時”，從寬免死，給了個“流徙寧古塔地方”的處分。這決不是孤立的個案。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就上奏說：“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職掌，即百職諸司，感事憂時，豈無一得之見，況求之使言，誰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於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過因禍福利害橫於前，誅殛放流迫於後爾。”（《清世祖實錄》，卷112）有一個叫李森先的禦史，更直截了當地指出：“皇上孜孜圖治，求言之詔屢下，而兩月以來，大小臣工，猶然遲回觀望，不肯進言者，皆以從前言事諸臣，一經懲創，則流徙永錮，遂相率以言為戒爾。”（《清世祖實錄》，卷117）你想，上書言事必須隨時冒著“誅殛放流”的風險，官員們怎麼能不“以言為戒”呢？
可見，要想真正廣開言路，讓大家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先必須有一個真誠的態度，不是做表麵文章，一味“虛邀名譽”；還必須認真聽取和采納合理的意見，做到擇善而從；更需要有寬闊的胸懷，能夠聽得進逆耳之言，特別是要真正做到“言者無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是，對於一個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封建帝王來說，要做到這幾點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順治皇帝“下詔求言”的失敗也就成為必然了。
5、順治為什麼要淨發出家
位於今北京市宣武區，始建於唐。順治曾聽法源寺高僧說法。
順治在宮中淨發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響。
入關前，順治對佛教一無所知。作為與明政權相抗衡的、統治著廣大東北地區的清政權的承繼者，其滿族文化傳統中，並沒有一種係統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論。他們在祭祀活動中崇拜的，是自然的萬物多神。由於主持祭祀的人，按滿語稱為“薩滿”、“薩瑪”、“薩麻”、“珊蠻”等，這種宗教就被稱為“薩滿教”。它產生於遠古，沒有統一的教理教義，是一種原始的自然宗教。
而順治入關後，由於其朝政被做攝政王的叔父多爾袞所把持，多爾袞對順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所以順治的幼年和少年時期，像所有滿族孩子一樣，熱心於騎馬、射箭和圍獵，對漢文化一片茫然。
據《清世祖實錄》卷三、卷九、卷十五等處的記載，就順治接受漢文化教育的問題，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給事中郝傑、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人，都曾經先後向多爾袞上疏，請求選擇有學識的人輔導順治的學習，但都被多爾袞以順治年幼的理由拒絕了。後來，多爾袞對這種建議索性置之不理。隻是因為多爾袞在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順治的漢化教育一下成為必然。麵對如此豐富而悠久的漢文化和曆史，出於實施統治的需求，順治在幾乎不識漢字的基礎上孜孜求學。但最先植入他頭腦中的宗教，卻並非是已被漢文化深深吸納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沒能融入漢文化的基督教。
順治親政的第一年，為了學習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曆法等天文、物理知識，就接受了大學士範文程的引見，召見了在欽天監任職的北京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淵博高深的學識，得到了順治帝的尊敬。而湯若望在得到這種教習機會後，在解釋科學知識的同時，開始向順治帝傳輸基督教教義。教義中關於一切罪過都可以通過懺悔而獲得天主寬恕、並免遭審判的思想，也隨之植入了順治的心靈。但湯若望在順治頭腦中苦心營造的這一信仰，終因缺少這片廣闊土地的文化滋養而坍塌了——在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養著的佛教，其關於相同問題及出路的闡釋，最終征服了順治帝，並成為了他的人生信仰。
順治十二年（1655年）滿蒙文合壁刻本，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學界人士曾普遍認為，順治帝接觸佛教，開始於同京師海會寺主持憨璞聰的會晤。那一年，是順治十四年（1657）。但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的“內國史院滿文檔案”的佐證，晏子友先生論證了順治帝應該是在八年的秋冬，通過認識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內靜修的別山法師而開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廣泛發展，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並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天台宗、律宗、淨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禪宗，又是影響力最大的占主導地位的宗派。而禪宗在發展中，又分化為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五宗。其中，臨濟、曹洞又是流傳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的兩個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們同順治之間的往來，被記載在景忠山上眾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麵記載著在順治八年（1651）順治因為出獵來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會見了主持海壽法師，得知“知止洞”內，有一位別山禪師已經在洞內靜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後，回宮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園（又名蕉園）辟出萬善殿，召別山法師入宮，供其修身。但法師在禮節性地入宮後，就拒絕了順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繼續住在石洞內修行了。這件事，使順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獨立的人，他們的信仰與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於是，順治陸續延請了一些佛門中人入住萬善殿，開始了同佛教的接觸。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別山法師，由於給順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順治十年（1653）又被詔入西苑椒園，賜號“慧善普應禪師”，並在椒園住了下來。
但是僅憑碑文石刻的記載，多少有些孤證，而《清世祖實錄》等漢文的官方檔案中，又沒有順治曾經在八年駕臨景忠山的記載。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的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上麵記載，順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順治帝與皇太後、皇後一起行獵，駐於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莊，並在這一天，去了娘娘廟，賞和尚海壽千兩銀子。等到從灤州回鑾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廟，“賜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銀一百兩”。這裏，娘娘廟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稱，海壽即該殿的主持法師，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別山”，隻是因為在將滿文翻譯成漢文時，地名、人名的翻譯使用的是音譯方法，因之所選的音譯漢字不同而已。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是清朝初期內國史院這個政府機構為纂修國史而輯錄的滿文檔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順序編輯。由於修史角度的不同，檔冊所輯錄的事件內容就詳略不同。盡管是簡單的記載，但將其與碑文石刻相對照，其登山原因、時間、別山法師修行處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證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實的真實性。
但可能是因為曹洞宗的參佛方法著重於從個體去體悟佛性，不是很適合順治當時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礎，而且這種教派的修身方法，也決定了海壽、別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辭，所以當順治在十四年（1657）結識了禪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臨濟宗的一些僧人後，曾說，一開始我雖然尊崇佛教，卻並不知道有教法派別的區分，也不知道各個教派中的高僧，知道這些，是從憨璞聰開始。
憨璞聰，福建延平人，是臨濟宗的高僧。他在順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於京師城南的海會寺請來做主持，從而使臨濟宗的宗風在京師大振。臨濟宗的教法，重在通過師生問答的方法衡量雙方悟境的深淺，並針對不同的悟境程度，對參學者進行說教，提倡通過交流使人省悟。這種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適合順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幾次長談後，順治就對佛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請憨璞聰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況，開始延請臨濟宗的高僧入宮闡釋佛法。其中對順治影響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報恩寺主持玉林琇，浙江寧波天童寺主持木陳忞，以及玉林琇引薦的弟子茆溪森，木陳忞引薦的弟子旅庵、山曉等人。在這些僧人的包圍闡釋下，順治從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並轉變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認玉林琇為師，請其為自己起了法名“行癡”，西苑萬善殿就成了他參禪拜佛和與這些僧人討論佛法的處所。玉林琇的大弟子茆溪森，不僅成了他的師兄，更因為自身學識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順治的深深信賴。有關順治帝與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動和交談，都可以從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帝在思想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佛教關於生命輪回、個人承擔著自身一世的善惡報應、如想脫離輪回隻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義。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過是過眼煙雲，來生並不知會在何處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創後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