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們都知道曹丕的“三讓”已結束，勸進的熱情自然更高，華歆等公卿立即上表，起草者更施展出了渾身解數：“《易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說君子畏天命，正因為天命不常有。皇帝才要禪讓。堯知道自己天命已盡，不得不禪位於舜；舜了解自己應了曆數，不敢不接受。不得不禪位，是奉天時；不敢不接受，是畏天命。漢朝雖然已經沒落，還能奉天命，效法堯禪讓帝位；陛下處在大魏受命之初，卻不像虞舜、夏禹那樣通達，反而學延陵這般退讓，真是顧了小節，損了大德，注意了小事，忽略了大事呀！連國內一般人都不以為然，要是死者有靈，舜必定會在蒼梧的墓中忿忿不平，禹必定會在會稽山陰的葬地鬱鬱不快，武王（曹操）必定會在高陵的地宮中生氣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以死相請。”在歌頌了曹氏的功德，列舉了數不清的祥瑞後，又道：“古人說：‘要沒有大禹，我們早就給洪水淹死了。’要是沒有大魏，我們這些人早已變成白骨橫在荒野了。”魏國的功德和瑞應真是“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百姓的命運托付給魏國，民心向著魏王，已經三十多年了。這是千世難得、萬年難逢的機會，需要的是通達遠見，完全用不到顧忌小節。以前沒有及時順應天命，這是我們的罪過，所以已經在布置壇場，籌備禮儀，選擇吉日，將要昭告上帝，祭祀眾神，然後在朝堂召集百官，討論改年號、正朔、服色等事項後上奏。”至此，曹丕答複：“我原來隻想像舜那樣終身吃粗糧，過苦日子；但舜接受了堯的禪位，穿上他賜的衣服，娶了他兩個女兒，也是順天命的表現。公卿臣民一定要說‘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我還有什麼好推辭的呢？”
二十八日，獻帝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下了禪位冊文。尚書令桓階等立即上奏：明天就是太史令選定的吉日，可登壇受命。曹丕批了一個“可”。二十九日，曹丕登上築在繁陽亭的受禪壇，參加儀式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的使者共數萬人。在完成了典禮後，曹丕對群臣說：“舜、禹的事，我現在總算明白了。”
從黃龍出現在譙縣算起，已有七個月時間。但從李伏上書算起，這場密鑼急鼓的戲隻演了二十餘天，“漢魏故事”就圓滿閉幕了。曹丕躊躇滿誌之餘，肯定不會想到，僅在45年以後，他的侄孫曹奐就充當了漢獻帝的角色，如“漢魏故事”，將帝位禪讓給了司馬炎。
明明是一場假戲，卻非要演得如此逼真，在今人看來未免滑稽可笑，但在當年是非如此不可的，否則曹丕與群臣就大可不必煞費苦心，“漢魏故事”也不會在七百多年間反複上演了。再說，曹氏代漢雖然已是大勢所趨，但最終能順利完成，還得歸功於這場戲的導演和演員。
曹操早已大權在握，漢獻帝隻是他任意擺布的工具。建安十八年，曹操將三個女兒給獻帝當貴人，第二年就找借口殺了皇後伏氏。曹操派華歆帶兵入宮，伏氏關了門躲在壁櫥中，還是給抓了出來。披發赤腳的伏氏拉著獻帝的手說：“難道你不能救我嗎？”獻帝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死呢。”兩個月後，三位曹貴人之一被立為皇後，獻帝成了曹操的女婿。要廢掉或殺掉獻帝是再容易不過的，使曹操不能不有所顧忌的無非是劉備、孫權的存在和輿論的壓力。曹操死前兩個月，孫權向曹操稱臣，並勸他稱帝。曹操將孫權的信給大家看：“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爐火上烤。”當陳群等也勸他及時“正大位”時，他明確表示：“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以曹操的軍事、政治觀察力，他自然知道兒子曹丕不可能很快消滅劉、孫，隻是希望到曹丕一代時輿論上會對曹氏更加有利，以便水到渠成地取代漢朝。司馬光在評論曹操時說：“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誌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見《資治通鑒》卷68）雖不盡然，但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