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如此，曹丕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製造祥瑞和符讖，以證明曹氏、魏國和他自己已經擁有天命。用中國曾經風行過的話說，就是“先造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這是自古以來的傳統，從傳說中的堯、舜、禹，到秦始皇、漢高祖、王莽、漢光武帝，以及陳勝、吳廣、張角（黃巾）等，無論是登基、禪位、篡奪，還是造反、起兵，都離不開這一套。對統治者來說，製造祥瑞和符讖是再容易不過的了，因為一旦造出來，絕大多數愚昧的人果然會堅信不疑，就是極少數智者又有誰敢、誰願意揭露真相呢？所謂祥瑞，一部分是世上根本沒有的動物，如龍、鳳凰、麒麟，隻要有人說見過，當然沒有人能否定；一部分隻是珍稀動植物或普通動植物，如白雉、靈芝、蝗蟲等，存心要采集本來也不是難事。而且獻祥瑞的官員會得到提升或賞賜，當地百姓也能沾光，如向曹丕呈報出現白雉的饒安縣被免除全年田租，所在的勃海郡又獲得牛酒的賞賜，特許合郡官民大喝三天。這樣的事何樂而不為？
符讖的製造當然要依靠知識分子，必要時還得爭取著名學者或大臣的配合，但對統治者來說也不是難事。雖然我們不能妄斷曹丕時的符讖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卻可以舉出宋真宗親自炮製“天書”的事實：當王欽若勸宋真宗舉行封禪儀式以洗刷澶淵之盟的恥辱時，這位皇帝最擔心的是不出現“天瑞”，找不到封禪的理由。王欽若與一位老儒杜鎬卻告訴他，所謂“河圖洛書”本來就是“聖人以神道設教耳”，都是人為的，隻要君主相信，公布天下，就成了“天瑞”。真宗還怕得不到宰相王旦的配合，但一方麵有王欽若事先疏通，王旦已心領神會；另一方麵真宗親自賜宴，又賞王旦一壺酒帶回去與太太一起喝，回家後王旦發現壺中竟塞滿了名貴的珍珠。於是真宗就向滿朝文武宣布，他夢見神人告訴他將降《大中祥符》天書三篇，十二月初一果然發現天書已掛在左承天門樓上。王旦帶頭拜賀，全國慶祝，各地爭相上報祥瑞。如此天人感應，真宗自然隻能順天命去泰山封禪了。
曹丕的“南征”與祥瑞的出現看似巧合，其實是他代漢的第二步，也是關鍵的一步。南征是他集中精銳兵力的最好理由，既能巡視各方，顯示實力，又可隨時鎮壓反抗勢力。曹丕回師後既不回魏都鄴城，也不進漢獻帝所居的許都，而是留駐許都附近。連受禪儀式也在軍營旁進行，顯然是出於軍事控製上的考慮。這是“漢魏故事”的重要一部分，一般人可能會忽略，仿效者卻不乏其人。五代時周太祖郭威代漢，就是以“契丹入寇”而率軍北征為序幕的。以後宋太祖趙匡胤代周，也是在“契丹入寇”時率大軍離開首都後，在陳橋驛黃袍加身的。
曹丕的“三讓”也不是他的發明。當年劉邦在垓下擊敗項羽後，實際已是天下之主，但在諸侯將相共同請他稱帝時，他還要表示“吾不敢當”。然後群臣堅持，“以死守之”，劉邦三次辭讓，“不得已”才說：“諸君一定認為這樣對國家有利，那就當罷。”前後也花了近一個月時間。 劉秀的“三讓”過程更長：更始元年（公元25年）正月他駐軍平穀時，諸將上尊號，派馬武勸他到薊城（今北京）即位，他大驚，說：“你怎麼敢說這話，該殺頭。”四月，劉秀至中山，諸將又勸，他還是不聽。到達南平棘，諸將又“固請”，他才表示“吾將思之”。果然，在抵達鄗（今河北柏鄉縣北）時，各種祥瑞和符讖紛紛出籠，劉秀登壇即皇帝位，此時已是六月。
但曹丕的“三讓”表演得有聲有色，不用說遠比劉邦和劉秀精彩，以後的禪讓者也都望塵莫及。這自然並非偶然。一方麵是因為曹丕本人就是一位才華出眾的詩人、文學家、學者，他的臣下也不乏文人學者，這一勸一讓，正是他們施展文才的好機會，所以都千方百計將假話寫得動聽得體。曹丕的令和表雖然不無出於秘書之手的可能，但多數大概是自己寫的。憑曹丕的學識和教養，他完全能將假戲演得十分逼真，絕不會像無賴出身的劉邦那樣動不動罵人或自稱“乃公”（你老子），或者在關鍵時刻離不開導演的操縱。另一方麵是由於曹丕勝券在握，不怕夜長夢多，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操作起來也相當從容。而有的禪讓卻非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才能完成，就不能那樣講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