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並不僅僅是商人，皇室、貴族、官吏、儒生、軍人、手工業者和一部分奴婢也都是靠農民供養的。但皇室和貴族是天生的統治者，官吏和儒生是“食於人”的勞心者，當然沒有當勞力者的必要；軍人和奴婢雖然不幹農活，卻是統治者和勞心者必不可少的漢朝貨幣；所以隻有商人和手工業者被列為末業。但手工業畢竟有具體的產品，或者為國計民生所必需，或者是統治者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所以手工業者的地位總比商人要高一些，倒黴的商人就隻能當末業的代表，做“抑末”的犧牲品了。
商人另一個引起人們強烈不滿的方麵是他們的生活：你不耕不織，如果粗茶淡飯，布衣草鞋也就算了，偏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衣服必定要穿花色鮮、料子好的，吃的必定是精米和魚肉），大商人還要“千裏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不遠千裏地出訪或遊玩，出動不少車輛，車蓋排列成行，坐著寬大的馬車，趕著高頭大馬，腳上穿絲織的鞋子，身上披著精織的繒衣），豈能令人容忍？而且，穿什麼式樣和料子的衣服，吃什麼標準的夥食，坐什麼規格的車子，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級別和身份的標誌。皇室、貴族的享受來自他們高貴的血統，靠的是上天的眷顧和祖宗的恩澤；官員們的享受是級別的規定和工作需要；商人們什麼也不是，不少人出身低微，不少人鬥大的字不識一籮，就是有錢，卻能過著王侯般的生活，不僅儒生們望塵莫及，連中低級官員也自歎弗如，但心裏總是酸溜溜的不是味兒，對限製“末業”的法律手段自然會衷心擁護，嚴格執行了。
司馬遷的觀點卻完全不同。《貨殖列傳》在列舉了各地的特產後指出：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責，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這就是說，吃飯要靠農民，物資的開采要靠掌管山澤的部門，器具的製作要靠手工業，商品的流通要靠商人，這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而是要人人發揮自己的才能，盡各人的努力，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商品從價格低的地方流向價格高的地方，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這是自然規律。司馬遷將農業、手工業、商業和原料的來源（山澤的開發）視為人民生活的基礎（原），認為隻有這個基礎壯大了，才能富國富家。在司馬遷的眼中，商業、手工業和農業擁有同等的地位，並不存在本末之別。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所引的《周書》中的話，已不見於今天流傳的《尚書》，可能是已經散失了，但我很懷疑是被別有用心的儒生刪去的。
司馬遷以大量的事例，雄辯地證明了商業的重要性，記載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業績。如果我們不斷章取義的話，就不得不承認，被司馬遷所稱道的商人、手工業主、畜牧主，他們獲得巨大的財富是理所當然的。不妨看幾個例子：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趙國人，因從事冶鐵而致富。秦始皇滅趙國後，卓氏被強製遷移，身無餘財，夫妻倆推著車，步行往安置地。當時其他被遷的人都用身邊留下的一點錢財賄賂押送他們的官吏，以便找個近一些的地方，結果被安置在葭萌。隻有卓氏說：“這裏沒有平原，又沒有什麼出產。我聽說汶山腳下土地肥沃，出產大芋頭，不會餓死人，百姓善於販賣，容易做生意。”要求遠遷該處。卓氏到達臨邛後，很快發現了鐵礦，大喜過望，立即就地冶煉鑄造，產品遍銷滇、蜀百姓。卓氏成為擁有上千家僮的巨富，生活的奢華足以與君主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