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氏不僅掌握了一整套冶鐵技術，而且具有開拓精神，在被強製遷移、幾乎一無所有的條件下，依然不求苟安，不畏艱險，寧願到邊遠地區從事開發。他生產的鐵器產品遍及滇蜀，對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要是當時趙國的“遷虜”中多一些卓氏那樣的人物，西南地區的開發一定會加快很多。可惜見於記載的僅有另一位程鄭，他的經曆與卓氏相似，他生產的鐵器遠銷南越，因而積聚的財富與卓氏不相上下。
或許有人會指責卓氏剝削了滇蜀百姓，要不他的巨大財富從何而來？但從滇蜀百姓樂意購買來看，他生產的鐵器實在要比官方生產的那種“割草不痛”的農具更受歡迎，由此而增加的社會財富遠比卓氏所得為大，卓氏就此致富又有什麼不應該呢？也有人把卓氏擁有“僮千人”作為“工商奴隸主”或“剝削勞動人民”的典型。實際上，當時的官奴婢數量甚多，擁有“僮千人”或更多的貴族官僚也並非個別。例如，武帝給騙子欒大的賞賜中就有“僮千人”，要說存在奴隸的話也不是卓氏的創造。何況卓氏的“家僮”中肯定大部分是從事冶鐵的，就其對社會進步的作用而言，總比僅僅為統治者的生活服務要積極些。即使就這些“家僮”個人而言，他們所受的剝削未必比官奴婢或刑徒更大，他們的生活狀況也未必比其他雇工差。至於卓氏“田池射獵之樂”的生活，盡管“擬於人君”，卻完全是自己掏錢，與公款消費不同，不會加重納稅人的負擔。總不能要求卓氏賺了錢自己不花，全部上繳國庫或用於慈善捐款吧！
另一些商人和投資者的致富，是以對政治、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為基礎的，是以敢為天下先、甘冒風險為前提的。如宣曲（關中某地）任氏是倉庫主管，秦朝滅亡時，豪傑們紛紛收羅金玉，隻有任氏大量儲藏糧食。以後楚漢在滎陽一帶大戰，農民無法耕種，米價漲到一石萬錢，任氏大發其財，豪傑們到手的金玉都流到了他手中。其他富人相互擺闊，任氏生活節儉，將資產投入農牧業；別人買土地和牲畜時隻揀便宜貨，任氏隻求質優，不怕多花錢；結果他家幾代都保持著富足。漢武帝剛開拓疆土時，邊疆地廣人稀，橋姚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久就獲得馬千匹、牛兩千多頭、羊萬餘隻和數萬石糧食。吳楚七國之亂爆發後，在長安的列侯、封君被征召從軍，為了籌辦行裝，向人借貸。由於列侯的封邑都在關東，而吳楚等國在關東叛亂，成敗未定，投資者怕收不回本息，不願放款。隻有無鹽氏信心十足，拿出千金供借貸，年利定為10倍。果然，吳楚之亂僅三個月就平息，無鹽氏一年之內獲利十倍，一下子成為關中首富。
一些曆史書上將無鹽氏作為高利貸的典型，既不符合實際，也有欠公允。當時已經專門有一批人從事借貸業務，被稱為“子錢家”，大概是將本求利（以母錢賺子錢）的意思。但正常的借貸絕不會有如此高的利息，史料中也沒有發現這樣的例子。無鹽氏進行的不是一般意義的借貸，而是風險投資，風險越大，利率自然越高。要是吳楚七國叛亂得逞，或者平叛戰爭持續多年，或者列侯的封邑遭受破壞，他很可能連本金都收不回。要是一點風險都沒有，或風險很小，其他子錢家不會放棄賺錢的機會，就不會有人接受這樣高的利率。如果沒有準確的判斷，沒有冒險精神和必勝的信心，無鹽氏也不敢投入如此大的資金。無鹽氏固然賺了大錢，但國家獲益更多。正是他的資金保證了列侯們及時從軍，使部隊能迅速集結行動。要是都像其他子錢家那樣，“成敗未決”的局麵肯定會延長。就是對列侯們來說，盡管他們付出了高額利息，但由於封邑得到保全，也避免了更大的損失。所以無鹽氏的致富完全是公私兩利，稱之為愛國行為也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