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3章 海納百川 和而不同——當代中國文化發展與中西文化交流(2 / 3)

90年代的經濟改革終於邁出了大步。市場經濟的合法地位,使相應的此前進行的文化改革躍上了地麵。90年代的文化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開始形成多元共生的局麵。當下中國文化就其來源而論,大體有三個源頭:一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長期曆史發展中形成的社會倫理道德,以及精英所承繼的儒家與道家精華。傳統中國文化植根於民族生活的深處,是文化中最深刻、最穩定的成分。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由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所派生的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它被大力提倡並廣為宣傳,諸如集體主義的協作精神、無私奉獻的螺絲釘精神。它與文化構成中的主流意識形態文化大體對應。三是西方工業文明所產生的“工業文化”,它與市場經濟有關,其價值體係建立在利益作為驅動力的以平等交換為中心的市場上,以平等交換為中心,以利益為驅動力,植根於尚不完善發達的中國土壤,與傳統文化必然地產生對立與衝突。當下文化的三個來源並不截然分明,而是相互交叉、相互糾纏在一起。

一、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的現狀

以文化的格局,即文化的結構成分而論,20世紀90年代文化大體上也可以分為三種:依然強大的主流意識形態文化,日漸受到削弱的精英文化,異軍突起的大眾文化。三種文化的對立與互補、衝突與交融構成了90年代中國文化領域裏繁榮與混亂同在、希望與失望並存的狀態。

主流意識形態文化是與國家的性質相聯係的處於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製度之上的文化,它為特定社會的特定政治、經濟服務。在90年代的中國,它的核心內容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其目標服從於為人民和為社會主義服務,其基本價值取向是集體主義精神和奉獻精神。這一主流文化,即通常所說的“主旋律”,它的強大不僅體現在《憲法》所規定的地位上,也體現在上至中央、下至各級宣傳部門的大力宣傳上,更體現在它對於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上,這一文化居於中國當代文化的領導地位。

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是指一定社會的知識分子所創造並在知識分子階層中盛行的文化,既有曆史上所繼承的精英文化,也有當代知識分子所精心創造的精英文化。它也可能來自平民,但經過了升華與提煉,與平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它有自己特定的理性品格與價值追求。一個民族文化水平的高下,正是取決於高雅文化與精英文化水平的高下。啟蒙精神、獨立批判精神、憂患意識、民胞物與和天下為公的情懷……所有這一切構成高雅文化與精英文化特殊的“魅力”。當下的中國精英文化集中體現在對世俗文化的批判與對人文精神陣地的守護上。精英文化與高雅文化保持著與主流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張力,這種張力一定程度上匡正著大眾文化的方向,同時又保持著與主流文化之間的距離,但在強大的主流意識形態文化麵前,以及在日勝於一日的大眾文化攻勢之下,精英文化與高雅文化的陣地似見退縮。

大眾文化是指被一個社會或一定地區內大多數人所欣賞、接受的文化。相對於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的“國家”特性而言,它是“平民”文化,相對於知識階層的精英文化而言,它是“通俗”文化,但我們又不能單用“平民”或“通俗”去指稱這種文化,因為90年代興起的大眾文化包含有平民或通俗所不能涵蓋的內容。大眾文化是在市場經濟的建設成為經濟生活中心的背景下,在大眾傳媒(廣播電視、報紙雜誌、電腦電信)高速發展的高科技條件下興起的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它有通俗性、娛樂性、群眾性等一脈相承的內涵,但又在製作方式上與過去的“平民”和“通俗”文化有巨大的差異。

大眾文化的異軍突起是90年代中國文化變革的主要特點,它包括文化產業的迅速崛起和文化市場的逐漸形成。文化產業指滿足人們娛樂生活的文化場所的建設,如健身房、美容廳、歌舞廳,以及文化產品的生產製作企業等。1997年被譽為“一花獨放”的出版業,其繁榮的根本正在於大眾文化產品的製作與銷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二、大眾文化興起的原因

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的格局產生重大變革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最深層的當然是現代化進程,即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所造成的倫理觀念、價值判斷體係、思想意識變遷在文化領域中的反映,其變革的表層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一)港台文化的影響

港台文化對90年代內地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台灣的市場化程度遠遠高於內地,香港地區更是一個高度繁榮的消費社會,二者雖也有主流意識形態,但勢單力薄,尤其是在香港幾乎不占地盤。我們所能看到的大量湧進來的港台文化便是隻有市民階層浮泛情感反映的通俗歌曲、肥皂劇,以及形形色色的娛樂方式,還有這些通俗歌曲及肥皂劇後的商業運作。盡管它們在藝術上可能不能和內地的歌曲影視相比,但其雄厚的資金、合理的運作,卻贏得了當時整體文化水平不高的內地群眾的喜愛。從武打到言情,從小說到影視,在大眾文化的所有領域,內地似乎都在港台後麵亦步亦趨。

(二)主流文化自身的調整

中國居於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文化有過一枝獨秀的“輝煌”。進入新時期後,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後,其背景產生了變化,雖說仍然倡導“主旋律”,但“多樣化”似乎更適合中國的現實國情。於是主流本身便采取了若幹調整,顯得更為寬宏大度,為大眾文化讓出一席之地。這一退讓與寬容弱化了意識形態的功能,意味著不同的文化話語在“市場平等”的背景下開始與意識形態文化進行對話。同時這一意識形態文化的寬容與退讓,也造成了主流文化對大眾文化的利用,即大眾文化也部分地具備了意識形態文化的特點。目前,主流意識形態文化依然處於文化格局的領導地位,但已不是昔日的“一統天下”,而是顯得和藹可親。但無論如何,功能決定了“頭版”、“頭條”總不如副刊、周末版靈活機動。

(三)市場法則的作用

文化企業作為文化市場中的主體,同樣地遵循市場的一般規律,它們同樣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優勝劣汰原則。優勝劣汰使他們不斷地花樣翻新,利用大眾傳播營造一個又一個引人關注的熱點。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也正是看中了“文化”這片可開采的“富礦”。競爭使文化市場上的文化企業不得不研究最大的銷路、最能讓群眾接受的形式和娛樂方式。

(四)大眾娛樂的需求

文化消費是實現文化產品價值的途徑,也是文化企業獲得利潤回報的途徑。離開大眾對文化產品的消費,大眾文化便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占領90年代中國文化的地盤。十幾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百姓大部分脫離了貧困,使相當一部分進入了小康。經濟增長的積累也為消費提供了物質基礎。大眾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不願意再被嚴肅的精英文化所累,選擇輕鬆的、不費精神的“文化”放鬆自己緊繃的神經是很自然的,這種對於娛樂性文化的需求也是大眾文化興起的原因之一。當然這種消費的需求有可能導入誤區,需要文化管理的及時調控。

三、大眾文化的特點

與精英文化相對時使用的“通俗文化”,與主流文化相對時使用的“平民文化”,都不能完全概括大眾文化的內涵。它是一種工業文明、市場背景下的由傳媒推銷的潮流文化,以商品形式出現的消費文化。它具有民間性和通俗性的特點,但並不為下層階級、大眾所獨有,它滲透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

大眾文化是傳媒發展後的產物。從文化所需要的介質來看,人類的文化經曆了三個階段。遠古時期尚無文字記載時的口頭傳頌,形成了遊吟詩人與民間傳說的遠古文化,各個民族都有這一時期的記錄。在印刷品作為載體的古代社會,很自然地形成了以文藝作品為主的古典文化。而今進入電子時代的特殊傳媒,使文化進入了曆史上的第三種形態:大眾文化。傳媒的發展是大眾文化形成不可缺少的條件,也必將更進一步地影響大眾文化。從市場與傳媒角度看,大眾文化通常具有以下特點。

(一)明顯的消費化傾向

消費浪潮興起是商品社會傳媒所要達到的目標,大眾文化當然也不例外。改革開放的成就滿足了人們基本的生活需要後,漸漸富裕的人們便會追求舒適的享受,購物講究環境,就餐追求品位,服裝緊貼時尚,這既是人們出於滿足欲望的要求,也是傳媒鼓動策劃的結果。曆史傳統中對於個人欲望的壓抑,使個體心理上具備一種反常的渴望,一旦條件允許,便會爆發出來。大批腰纏萬貫的暴發戶以及握有某種權力的特殊人物構成了文化娛樂場所裏的主流,消費意味著享受。與文化娛樂場所的消費相比,大眾文化產品的消費擁有更大的群體,電視與廣播的普及為傳媒炒作熱點,同時也為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提供了極大便利。傳媒對文化產品的炒作,說到底看中的是產品附帶的廣告收入。

(二)製作工藝流程化

為適應傳媒時代銷售商品的一般規律,大眾文化產品的製作在傳媒引導下變成了工藝流程,更注重、講究的是“運作”。從策劃人員的調研、挖掘熱點,到產品的製作銷售,都是由有關人員精心設計的。文化在今天也有了“營銷策略”。傳媒與文化成了一種相互的利用。文化產品製作的工藝流程化,一方麵使產品跟著發掘的熱點走,始終處於時尚的潮流和大眾關注的中心;另一方麵也造成了文化產品的粗製濫造、品質低下。文化產品由曆史上文化工作者嘔心瀝血、春蠶吐絲般的創造變成了工業化背景下搶時間、搶速度的“短平快”追逐。當然,這種“短平快”並不是一無是處。一個好的創意,加上精心的製作,在給文化企業帶來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影響了大眾的心理。再者,文化產品製作的工藝流程化也是高科技發展的要求與必然,如影視作品不可能是單個人的精神創造物。

(三)娛樂性本質

娛樂性本質是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相比時的明顯特點。但這裏的“樂”並不是傳統文化作品的“寓教於樂”中的“樂”。那裏的“樂”負載有“教”的內容;這裏的“樂”是相當獨立的,也是大眾文化的本質之一。大眾文化的娛樂功能不能完全地等同於感官欲望的滿足,也不能將其斷然與精神享受劃清界限,它大概屬於“物質享受”與“精神享受”的中間地帶。在整個國民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的當下,正是這種中間地帶的特點,造就了它的巨大聲勢。大眾文化並不是一點也不帶有認識作用、審美教育作用,但它最主要的直接追求的目的則是娛樂。認識與教育作用隻是娛樂之外的附加物,因消費者而異,或有或無、悉聽尊便。大眾文化場所的直接“生活”消費,娛樂性幾乎是唯一的。在大眾文化產品的消費裏,娛樂性也是它的第一功能。以言情影視作品為例,它也表達人的精神與情感,但卻於其中注入了大量的水分,可以稱之為情感的“通貨膨脹”,在男男女女的追逐裏,通過矯情把生活塗染成玫瑰色,讓欣賞者不知今夕何夕。

當然,也正是大眾文化處於中間地帶的特點,使它本身的構成因高下優劣而易於分化。其有代表性的優秀作品可以進入“高雅文化”的殿堂,而其中低劣媚世的作品則隻能歸類於低等的感官欣賞。

四、20世紀90年代文化變革及大眾文化的反思

麵對當下中國文化的格局,全麵地讚同或片麵地否定,都不是一種積極正確地對待文化的態度。在對大眾文化形成原因的分析裏,我們闡明了它之所以於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必然性因素。它是市場經濟和工業科技的產物,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附帶物。其異軍突起、勢頭強勁有深厚的中國國情基礎。由市場進行調節,作為工藝流程化的文化產業的產品,對娛樂功能的過分突出的強調可能使大眾文化走上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的道路,而這是與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發展策略相背離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的變革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部分。

一百年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建立現代化強國的願望,到90年代才真正露出它的曙光。讓市場調節生產、分配、消費的各個環節既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也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教訓總結。但以市場為中心必然帶來思想、倫理觀念、價值體係的巨大變革。以等價交換為不二法門的商品交換與傳統文化中的“重義輕利”有矛盾,也與主流意識形態倡導的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有衝突;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與社會主義國家和全民共同富裕之間也有對立……文化產業與文化市場的逐漸形成與完善,“精神產品的商品化”已成不可阻擋之勢。大眾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90年代中國複雜背景下的工業產業文化。

在大眾文化異軍突起的文化格局裏,我們必須認識到:文化本身,尤其是文化產品本身,具有極強的精神性特征,它是人類精神創造的結晶,是人的本質力量自由自覺的對象化體現,應該也必須充滿著理性之光,充滿著積極向上的格調。它是精神主體春蠶吐絲般的奉獻,它的傳播不能不考慮社會的影響。講究與追求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不隻是主流意識形態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任務,同時也應當是大眾文化的任務。而這一點恰是被大眾文化所忽視的。我們不能同意那種弱化文化管理,讓文化市場全部去自由調節文化生產的主張,那樣隻會使大眾文化徹底地下滑到媚俗甚至低級庸俗的境地中。

90年代大眾文化的迅速勃興向中國文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市場導向造成了精英文化的日漸衰弱。此前所引起的曠日持久的關於人文精神的論戰,正是這一衰弱的拯救之聲。事實上,任何一個時代,精英文化都處於一個狹小的圈子裏,所謂“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正是這個意思,但精英文化卻不可或缺。衡量一個民族一個時期文化水平的標準恰是精英文化所達到的高度。不但精英文化如此,主流意識形態文化也是如此。盡管形式上看,主流意識形態文化依然占據著顯要地位,但大眾文化卻在不知不覺中消解著主流文化的意識形態功能,因此,強化主旋律也是十分必要的。

當然大眾文化的興起在給中國90年代文化提出挑戰、造成混亂的同時,也創造了發展的機遇。三種不同成分的文化不僅存在有矛盾與對立、衝突與鬥爭,同時也存在著互補與統一、滲透與融合。鬥爭中發展是文化發展的辯證法。既追求獨立創造精神,又能為大眾所普遍接受;既有良好的社會效益,又能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文化精品,一定也必須在三種文化成分的對立與互補中產生。

第三節 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會通

〇經濟全球化

〇文化全球化

〇高信息時代文化的民族性與全球性

〇中西文化的跨世紀交流與會通

我們的現代化不僅麵臨中國文化的變革,也麵臨世界文化的變革,如何重整中國文化,使之與世界文化接軌,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之一。分析全球化與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關係,把握全球化進程中文化衝突與融合的規律,對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經濟全球化引起文化的全球化

全球化進程,是一種正在超越國界和國家主權的、在全世界範圍內所展現的溝通與聯係、交流與互動的趨勢,它向人們展示的是一個多元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科學技術的革命一直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條件,生產的國際化和經濟的一體化是全球化的根本動力。

全球化首先是一個經濟概念,它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經濟全球化具有三個特征:一是貿易自由化,二是資本全球化,三是生產經營國際化。其次全球化是一個文化概念,因為全球化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顯著特征是世界整體意識的形成,以“地球中心”取代“民族中心”。文化的全球化以經濟的全球化為前提和依托,是經濟全球化的外在表現,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整合產生的。

從曆史進程來看,全球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從15世紀地理大發現到19世紀末自由資本主義的終結。正如馬克思所說,地理大發現首次開辟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前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人類從此開始從全球性的角度來認知世界,這標誌著全球化的開始。地理大發現開辟了全球性的交通網絡,強烈刺激了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和資本輸出,伴隨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活動,西方文化開始與一些古老的文明發生碰撞,先進的西方文化在對古老文明表示驚異的同時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優秀成果,古老的文明對西方文化往往是在憤怒和恐懼中排斥。早期資本主義武力征服的粗野和資本積累的野蠻決定了文化碰撞的殘酷,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古老文明就因為被征服而遭受毀滅。

第二時期,從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隨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發展,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工業化並主宰了世界,建立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係和殖民體係。為了獲得被征服民族的認同,培養自己的代理人和殖民地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加強了文化輸出。殖民地民族在遭受政治經濟壓迫和掠奪的同時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所在,將目光轉向於西方尋求救國之道,西方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有了較深的結合。但這一文化交流是以歐洲為中心向外的單向輻射,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出現了所謂的“歐洲中心”論,將西方文化等同於近代化,將近代化等同於西化。

第三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加強國際合作,一些世界性經濟組織先後成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這對調和國家之間的經濟衝突,加強國家之間的合作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資本流通和生產經營的國際化,商品以前所未有的數目和速度在流通,貨幣幾乎以光速在運轉。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全球性的市場由流通領域發展到生產領域,從而使各國經濟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賴。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一幅錯綜複雜的文化交流網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也大力促進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在教育、環保和人道主義等方麵取得了重大成果。文化全球化的發展使人類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對共同的價值觀念的認同,加強了各民族國家的合作。蘇聯的瓦解、冷戰的結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意識形態對文化交流的障礙;通信事業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絡的建立,使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交流真正超越了國界。

盡管全球化已備受世人矚目,但其進程隻是剛剛開始。隨著21世紀的來臨,它必將在廣度和深度上迅速推進,將人類文化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二、高信息時代文化的民族性與全球性

民族文化是人類文化由於民族、地域的劃分而形成的不同文化組合。它以地域的相對獨立為外在特點,以其獨特的曆史、宗教、語言、習俗和製度等為內在特點,這些因素決定了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民族文化或以地域命名,大地域的如西方文化、東方文化、非洲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小地域的如中亞文化、北歐文化、嶺南文化等;或以性質命名,如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等。在曆史進程中,沒有一種文化一成不變,但也沒有一種文化在某一時期完全改觀。曆史發展的慣性決定了民族文化的差異,但是民族文化的獨立隻是相對的,不同民族文化在文化結構、文化活動和文化發展上存在著共同性和互補性。這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前提。因而,各民族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性與共同性的對立統一。

交通和信息手段的革命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使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中,信息傳遞的速度和數量的空前增加加速了文化的交流。文化的融合是一個總的趨勢,這是曆史的進步,但不同的文化在交流的過程中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相互吸引說明文化具有可塑性和可變性,這決定了不同文化的統一性;相互排斥說明文化具有慣性和獨立性,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化。文化在交流中形成了多元與統一的特征。統一性即文化的全球性、共同性、普遍性,多元化即各民族的文化具有其民族性、多樣性和獨特性。

不同的民族文化代表著不同的時代,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各民族的文化存在著差異性、不平等性和不平衡性。凡是擁有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民族國家,其文化形態代表著這個時代的潮流,屬於先進文化和中心文化,反之,則屬於落後文化和邊緣文化。但是,沒有一種文化是永遠領先的,民族文化先進與落後地位的不斷轉換導致先進文化和文化中心的不斷轉移。這一轉移不是文化自身孤立變化的結果,而是生產力水平發展不平衡和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結果。全球化的發展,文化傳播和文化轉移的加速,打破了地域之間的封閉和隔閡,加速了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使它們的發展獲得了幾乎同等的條件和機會,各民族文化之間的時代差距正在逐漸趨向於縮小和消失。但是文化的民族性仍是難以抹殺的,這就使文化的發展出現多個中心,即多元化的局麵。

在對文化進行考察時,必須從辯證的角度去看問題,必須從動態而非靜態、從深層而非淺層來分析才能把握文化發展的曆史趨勢。各民族文化在進行交流的同時必然會發生衝突和碰撞,如將這些衝突和碰撞放到曆史長河中,就會發現文化的衝突是現象,而交流、融合、促進才是本質,文化衝突是開始,文化的重整才是結局。在衝突中,交流和發展是民族文化成長的必經之路,從衝突走向融合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曆史上,文化的衝突從未間斷,衝突的方式也多種多樣,正是這些衝突推動了文化的進步。

在文化的交流中,一方麵,我們必須反對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麵,我們要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的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外在表現。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奉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政策,建立了剝削和壓迫落後民族和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存在著壓迫和反壓迫、獨立與反獨立的鬥爭,這反映在文化上,就表現為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即中心文化與邊緣文化、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之間的衝突。文化成為壓迫和反壓迫鬥爭的工具。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際政治局麵的變化,過去的軍事冒險和強權政治都已失去作用,而文化侵略比金元和大棒更具有合法性、隱蔽性和滲透性。文化霸權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尤其是在冷戰後得到推行。例如美國要求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是將它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強加給世界;法國要在世界範圍內建立法語文化網絡;日本也加強了其在世界範圍內的文化活動。但是西方的文化擴張由於遭到非西方國家文化的遏製而沒有達到目的。與此同時,西方文化自身也麵臨著危機,社會道德的墮落、享樂主義的泛濫、利己主義的猖獗,造成了西方價值的認同危機。在這一文化背景之下,西方學者積極地為維護世界霸權尋找理論依據。典型的代表是美國的亨廷頓,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文明是一種以特定的文化為基礎的實體,未來的世界不會存在一個普遍一致的文明,而是不同文明共存,民族的衝突將取代一切其他形式的鬥爭成為21世紀的主要矛盾,“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他認為非西方文化的崛起和挑戰導致了西方文化的衰落,為了西方的利益,必須強化同一文化淵源的歐洲和北美的關係,強化文化特質相近的西方與東歐和拉美的關係,強化西方同日俄的關係,限製儒教和伊斯蘭教國家的擴張,支持認同西方價值觀念的團體和組織,支持反映西方利益的國際機構。這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在新時代的翻版,其目的在於維護西方文化的霸主地位。

發展中國家在經曆了西方文化的衝擊之後進行了自覺反省,積極地複興本民族文化以抵禦西方的文化入侵,在維護民族利益方麵取得了重大成果。不過,在以本民族文化抵禦西方文化的鬥爭中容易走向極端,全盤地否定外來的先進文化,盲目而非批判地肯定本民族文化的優越性,過分強調對傳統文化的繼承,甚至複歸,這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封閉和盲目自信是狹隘民族主義的顯著特征。狹隘民族主義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是強調衝擊,排斥交流,主張對抗,反對融合。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可以加強人們對本民族價值觀念的認同和民族文化獨立性的維護,但卻可能以犧牲現代化、延緩發展為代價。當前國際社會上所出現的提倡宗教複歸的宗教激進主義和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恐怖主義都屬於典型的狹隘民族主義。它阻礙民族文化的自覺和主動的反省,阻礙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的轉化,阻礙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進程。狹隘民族主義的故步自封無異於飲鴆止渴,並不能解決民族文化所麵臨的根本問題,遲早會被打破,並將付出更慘重的代價,屆時積累的民族內外矛盾衝突會更加劇烈,社會結構會發生巨大的震蕩,社會發展會出現停滯甚至倒退。